急症针灸的历史与现状

    明以前，主要采用着肤灸（直接灸）和隔物灸二法施治。明代出现艾卷灸。艾卷灸使用方便，热力可随时调节，施灸时间亦能任意控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艾卷灸多为配入一定药物的药条灸，称之为太乙神针、雷火神针等，常用于急症治疗。张景岳还记载了一位称孙道人的所创制的神仙薰照方，对痈毒中”毒邪炽盛，其势猛急而垂垂危者，则宜用薰照方，更胜于灸也”（《景岳全书•外科钤》）。所谓神仙薰照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药条灸。张景岳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此方的具体操作：先将药条“以真麻油润透，点灼疮上，须离疮半寸许，自红晕外圈周围徐徐照之，以渐将捻收入疮口上，所谓自外而内也。更须将捻猛向外提，以引毒气，此是手法。此药气从火头上出内透疮中，则毒随气散，自不内侵脏腑”（《景岳全书•外科钤 古方》），这种灸治手法的应用，有助于疗效进一步提高。在急症灸治的壮数上，张景岳也提出了新看法：“灸者必令火气直达毒处，不可拘定壮数”，如能“前后相催，其效尤速”（《类经图翼•卷十一》）。这里，已将“气至病所”和灸治壮数作了有机结合，无疑是“气至病所”法在灸治上的一种创新。

    (五) 急症医案较详细完整

    针灸急症医案，最早为《史记》所载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但属史料。后世的《备急千金要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也有部份记述，然而往往以他人或前人医案为主，多系只字片语的传说。《针灸资生经》记载不少作者本人及其亲属的医案，有一定价值，但亦失之于简略。我国古代针灸医案记录较详涉及面较广者，当推杨继洲医案。杨氏医案载述其行医46年中所治针灸验案共27则，其中急症医案近20则。病种包括：痢、嗽血、痫狂、狂证、伤寒、咽喉急症、便血、两腿风以及当时诊断不明的危异之疾等。医案内容详细，辨证确切，组方严谨，讲究手法。故疗效显著。如熊可山一案，病人患痢兼吐血不止，身热咳嗽。绕脐一块痛至死，脉气将危绝。症候复杂，病情险重，众医都认为不治。杨继洲按急则治其标之意，抓住急中之急的腹中气块剧痛一症，“急针气海，更灸至五十壮而苏，其块即散，病即止。后治痢，痢愈，治嗽血，以次调理得痊”（《针灸大成•卷九》）。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针灸避忌问题。唐•孙思邈最早提出急病不必拘此。至明代，避忌之风愈演愈烈；各种禁忌，诸如“尻神禁忌”、“人神禁忌”之类到处盛行。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某种阻碍作用。特别是急症，最重不失时机抢救，矛盾更为突出。当时，一些具有丰富学识和临床实践的针灸医家已对此持怀疑态度。高武认为“以上诸禁忌，惟四季所忌，似合《素问》，其余不知何时何人所起…。卒急何暇选择，此时人神、尻神亦悯病危而不祸乎？”（《针灸聚英•卷三》）所以，他尖锐地指出：“夫急难之际，命在须臾，必待吉日后治，已沦于鬼箓”。杨继洲亦曰：“若急病，人尻神亦不必避也”（《针灸大成•卷四》）。 他还针对《标幽赋》的二句歌赋：“望不补而晦不泻，弦不夺而朔不济”，特别加以注解：“如暴急之疾，则不拘矣”（《针灸大成。卷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氏医案中还记录了二则不避禁忌的验案。如王会泉亚夫人案，病人患危异之疾，半月不饮食，目闭不开，六脉似有如无，病情严重。他认为“此疾非针不苏。……但人神所忌，如之何？若待吉日良时，则沦于鬼箓矣”，于是“即针内关二穴，目即开，而即能食米饮，徐以乳汁调理而愈”（《针灸大成•卷九》）。以上这些体现了明代医家在急症救治实践中尊重科学的精神。

    清代，产生了不少针灸著作，包括《神灸经纶》这样的灸治专书，另有一些收集民间治疗方法的书籍，如赵学敏编的《串雅外编》等，都包含有相当多的急症针灸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多数书籍重在汇集前人文献，加之清朝后期道光帝明令禁止太医院设针灸科，导致整个针灸学科的衰落，使得急症针灸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清代大致有以下两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