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症针灸的历史与现状

    金元 创新突破

    金元时期无论在急症针法还是急症灸疗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定突破。其中，复式补泻手法的出现，促进了明代各种补泻手法的产生。随着针法的深入研究，特别是手法的广泛采用，使得急症疗效日益提高，治病范围不断扩大，针刺开始逐渐地位于其他诸法，特别是灸法之上。

    明清 日臻成熟

    明代是我国针灸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作为整个针灸学科组成部份的急症针灸也进入了日趋完善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救治范围空前扩大

    明代，应用针灸治疗的急症种类大为增加。《神应经》所载针灸治疗的460余条症候中，急症约占三分之二。明朝著名针灸家杨继洲在总结前人与本人丰富临证经验基础上，立针灸治证89种，其中内科疾患42种，即含中风、中暑、哮喘、咳嗽、肺痈、泄泻、痢疾、癃闭、黄疸、呃逆、狂证、痫证、霍乱、血证、疟疾、心痛、胃脘病、伤寒、头痛、胸胁痛、腰痛、腹痛、发痧等急性病症；外科疾患11种，亦包括丹毒、痄腮、疔疮、痈疽、乳痈、破伤风等急症；妇科疾患11种，内有崩漏、难产、产后血晕、胎衣不下等急症；儿科疾患4种，包括小儿赤游风等；五官科21种，有目赤肿痛、耳聋气闭、乳蛾、舌肿、牙痛、咽喉肿痛等急症。以上这些，基本上已经概括了祖国医学中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种。

    (二) 探索总结辨证施治规律

    为了扩大病种，提高疗效，明代医家重视探索和总结急症针灸中的辨证施治规律，杨继洲和高武等医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通过反复的实践，已摸索出以下几条：

    1．辨证须精细

    急症，一般主证多较明显，具体辨治时要求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首先须详析病因病机。如心胸痛：“心痛有九种，有虫、食痛者，有心痹冷痛者，有阴阳不升降者，有怒气冲心者，此症非一，推详其症治之”（《针灸大成•卷九》）。另如头痛，亦有“风、风热、痰湿、寒、真头痛”等的不同（《针灸聚英•卷二》）。其次，要细辨各种证型，同属哮喘，有“水哮”、“气哮”、“咸哮”之异。另外，还须兼顾其他各种因素，杨继洲曾强调指出，中暑之预后，与得病发病时间有关，“至八、九月方发。乃难治也；六、七月受病浅，风疾未盛，气血未竭，体气未衰，此为易冶”（《针灸大成•卷九》）。

    2．施治应据症

    急症病重多变，对治疗要求较高。关键一条，必须对症。《针灸聚英•卷二》提及，同一急性病症其症候表现不同，取穴亦不同，如痢疾一证，“白痢，大肠俞；赤，小肠俞”；刺灸之法也不同，如腹痛，“实痛宜刺泻之，……邪客经络，药不能及者，宜灸”；刺灸目的亦不同，如发热，“热病汗不出……（针）以导气；热无度不止，……血以泄热”。

    3．操作重针法

    这也是施治关键之一。急症急治，针法的熟练运用甚为重要。杨继洲曾对中风不省人事，针人中等穴不效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是“针力不到，补泻不明，气血错乱，或去针速，故不效也”（《针灸大成•卷九》）。

    以上这些认识不仅较前人更为深入系统，而且对今天的临床，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三) 急症针法已近完备

    1．补泻手法丰富多采

    明代为针刺手法研究的全盛时期。《金针赋》是一篇专门总结当时盛行的各类单复式手法的针灸歌赋。急症应用的手法，多为泻法，或以泻法为主兼用补法。如透天凉适用于“风痰壅盛、中风、喉风、癫狂、疟疾、单热等一切热症”，龙虎交腾法能“治损逆赤眼，痈肿初起”等（《针灸大成•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