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考古资料在古医籍研究中的作用

    考古资料可以为解读古籍提供有力的证据，并以此为校注、句读、语释等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传世古籍的古抄本或跟传世古籍有某些共同内容的逸书来解读古籍，这自不待言。即使是跟古籍没有上述关系的逸书和其他文字资料，在解读传世古医籍时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在传世古医籍中，有不少通用字和词语由于罕见而不为后人所理解。这些通用字和词语，在一些考古发现的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文字资料里都是常见的、易于理解的，也有一些虽然并不常见但其意义是明确的，或者跟传世古籍对照起来看，意义就明确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对“七损八益”的问题的解决了。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对于这段文字，历代注家聚讼纷纭，诸种观点不下几十家，但总是从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竭；男子二八天癸至、八八天癸竭作文章。到底什么是“七损”，什么是“八益”，却始终没有解释清楚。直到马王堆汉简医书出土以后，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天下至道谈》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解释，所谓八益，指的是将气功导引与房室生活结合的八种有益的两性交媾活动；所谓七损，指的是七种有害的两性交媾活动，且特别指出：“故用八益去七孙(损)，耳目聪明，身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长乐。”从内容到文字，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均十分相似。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名老中医之路》一书中，却有许多闻名全国的名老中医仍然对此问题喋喋不休，且坚持以往的观点，这未免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成果也太不重视了。名家大哲尚且如此，其他学识浅薄之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传世医籍中的某些问题，可以根据考古发现文字资料来加以解决。除前所谈的校勘中的一些问题外，在此重点谈一下关于《灵枢·九宫八风》篇中的九宫图问题。《灵枢·九宫八风》中的“合八风虚实邪正图”和“太一游宫图”等，是洛书九数图的演绎，是《内经》中直接引据易理的最明显的例证。但因清人胡渭《易图明辨》曾考证河图洛书为宋人附会之作，易学界长期信奉胡氏之说，不把河图洛书看作汉前古易内容；中医界也就径指《灵枢·九宫八风》“出于《易纬·乾凿度》”，“显然是东汉时代的文字”(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有的甚至认为源自齐梁时医家陈延之的《小品方》［3］。但自1977年7月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洛书九宫图式早在西汉初年以前即已流行。胡渭的考证意见已被推翻，《九宫八风》的成书时间及《内经》受洛书九数方位的影响问题，也就应该重新认识了。

    要弄清楚古书里提到的各种医学器物的形制和某些制度，往往需要借助于非文字的考古资料。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方便。如根据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女尸和1975年江陵168号墓出土的西汉男尸，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的墓葬制度和防腐措施；1963年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针、医工盆等医用文物，使我们对西汉以前的医用工具有所了解；将出土的金针4枚、银针5枚和近年各地出土的砭石、陶针、骨针、青铜针与《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载的九针相对照，我们就可以大体厘定出古代针具的演化过程和具体型制；古代外科刀具，是直接用于手术治疗的医疗器械，自《内经》起历代文献都有一定的涉及和介绍，但未见刀具专论，近年江阴明墓出土的两把医用刀具，使我们对古代外科刀具有了直接的认识。

    考古资料是古医籍辑逸复原的重要依据

    我国唐宋以前的古代医药典籍大半失传，现存传世本多属辑本，又多有残缺脱误。考古资料的复出，展示了古书的原貌，为复原散逸的医药典籍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