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考古资料在古医籍研究中的作用

    自上世纪的50年代后，考古事业发展迅速，对整理研究古籍有用的考古资料不断出现。如1954年济南大观园商场地下挖掘出的汉墓石雕、1956年山东微山县出现的汉代画像石刻、1963年在内蒙多伦旗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针、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属针具和医工盆等，为整理研究古医籍提供了实物资料。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先后在一些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竹书、帛书、木牍等，如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汉简《治百病方》，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1种帛医书、4种竹木简医书和帛画导引图等，1983年至1984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发掘的竹简医书《脉书》、《引书》等，这些竹木简牍、帛书中，有的是长期失传的重要医书，有的是尚有传本的古书的现存最古抄本，价值比过去在敦煌出现的六朝和唐代的古书抄本要高得多。因此，考古资料对古医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性就愈来愈突出了。

    考古资料有助于确定古籍的成书年代和源流

    在医学史和文献研究中，由于缺乏可信的原始资料，学者们在某些古典文献的年代和源流上，长期争论不休。由于考古资料有比较确定的下限年代，有些文字资料没有经后人的窜改，因此可以用作检验某些古医籍的时代和源流的标准。

    1确定成书年代成书年代的确定，对于古籍研究至关重要。但由于缺乏有关资料，对有些著作特别是经典著作的成书年代难以确定。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无疑给这项工作注入了新鲜活力。我们现在可以断定《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不是黄帝、神农所作而是后人伪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通过考古未发现原始社会有任何文字，连夏商时代都没有什么医书，殷墟出土的十六万甲骨中，没有《神农本草经》的原文，更没有《黄帝内经》。至西周时还没有什么医药书籍，只有片断的药方。至战国时始有原始的医稿，《内经》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割裂黄帝、神农与两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书至少有部分内容是历代“述而不作”但以口述方式流传下来的黄帝、神农关于医药方面的认识。正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介《黄帝内经》时所说：“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难经》也不是秦越人亲手所著，亦非这个时代的作品，而是公元25年左右后人托名之作［1］。

    自疑古的学风在宋代兴起以来，有不少传世的医学著作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考古资料为好几部这一类的古籍恢复了名誉。例如《雷公炮炙论》之撰年，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第一，刘宋雷斅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第二，唐末成书(丘晨波《雷斅及其炮炙论》)；第三，宋代成书(李涛《中国医学史大纲》)；第四，五代成书(朱晟《汤药剂型的历史》)。敦煌医卷《张仲景五脏论》载有“雷公妙典，咸述炮炙之宜”，该抄本年代为唐末，故第三、四两种假说可以完全排除。再根据考证《张仲景五脏论》撰年大约在南北朝这一点，唐末假说也不能成立，则刘宋时期雷斅撰写实为可信。再如传世本《伤寒论·伤寒例》也有四种说法，据敦煌医卷《伤寒论·伤寒例》残卷，虽然“张仲景原撰”和“王叔和编著”两说还不能最后确定，但“唐末俗医改定”和“五代高继冲掺入”两种假说可以完全排除。可见疑古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有“小心求证”的艰苦工作基础。

    非文字的考古资料对研究古籍也有很大的价值。如关于秦越人的里籍问题，历代中医学者聚讼不已，莫衷一是。但从微山两城、济南大观园、嘉祥宋山等处出土的“扁鹊针灸图”多集中在鲁西地区来看，再结合《山海经·东山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史记·扁鹊传》等传世文献及历代史学家的观点，扁鹊的里籍乃齐之卢国即今山东省长清县一说比较可信。再如关于张仲景是否“官至长沙太守”一事，史书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或线索，但1981年南阳医圣祠发现了张仲景的墓碑和碑座，碑的正面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等字，碑座有“咸和五年”四字(即东晋司马衍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虽然尚不能就此断定张仲景任过长沙太守，但至少更多了一条更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