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考古资料在古医籍研究中的作用

    2厘定古籍流传源流在研究传世古籍的源流方面，地下出现的时代较早的抄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如以江陵张家山竹简《脉书》与马王堆帛书相对照，便可发现帛书《五十二病方》卷前逸书实际上是《足臂十一脉灸法》和《脉书》两种，证明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法》与《阴阳十一脉灸法》确是不同的两种书。将上述三书与《灵枢·经脉》相对照，又可发现三书均为《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脉书》稍晚于“足臂”，而《灵枢·经脉》则出现得更晚，由此可以考察经络学说的起源和《灵枢·经脉》篇的源流。

    地下发现的有些佚书，有些可能是现在传世古籍的祖本，有些可能就是古代经籍志著录而已经散失的佚书，有些虽然与传世古籍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对了解传世古籍的有关情况也有很大的价值。如《汉书·艺文志》中载录当时存世的医学文献“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分为医经、医方两大类，现除《黄帝内经》一书尚存(也有许多散失)外，其余均全部亡佚。但有不少当时存世的医书，由于刘向、刘歆和班固等人均未见到，所以未著录，马王堆出土的医书十四种，就是《汉书·艺文志》所没有著录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艺文志中的某些医书中，有几种恰恰与马王堆出土的某几种医书异名同书。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中医文献学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3了解古代医籍制度通过对西汉墓葬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的全面考察，我们对当时的书籍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为前人已经提出的早期古书没有专门的书名、不署作者姓名、多以部分篇卷或单篇别行等特征，找到了很多的实证。如《灵枢·经脉》篇，很可能是后人在整理“足臂”、“阴阳”、《脉书》等古代著作后，编入《内经》一书的。而《内经》中的“七篇大论”，也有可能是在《内经》成书以后，而单卷别行的。这也就是使我们对诸如《内经》的作者是谁、内容前后不一致乃至自相矛盾等问题产生迷惑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古书的流传之本、类书引文和敦煌写本等与简牍、帛书对照，可以看出比起宋以后的刻印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简牍、帛书本要接近得多。

    考古资料在校勘古医籍中的重要价值

    考古发现的古书，有些就是传世古医籍的古抄本，有些虽是逸书，但是跟传世古医籍有某些共同或相似的内容，它们都是用来校勘传世古医籍的极好资料。如人们所知的利用敦煌卷子来校勘古医籍的著名例子［2］：

    敦煌医学之P：3287残卷之内容，散见于《素问·三部九候论》中。依据残卷避讳武周新字，可知抄本为唐高宗时期。现通行本《素问》是唐宝应元年(762年)由王冰编次的。该残卷在王冰编撰之前，故可校勘该书，以纠缺误。如敦煌本言“经间之病”，而通行本曰“经月之病”，“间”、“月”一字之误，差之千里；敦煌本载“以左手去足内踝上五寸，指微按之，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通行本曰：“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弹踝诊法”现存本脱文简义，语义不通，千百年来不能正确地应用于临床。

    敦煌医学可用以校勘《伤寒杂病论》。P·3287卷可校《伤寒论·伤寒例》。如敦煌本作“夫阳盛者府也，阴虚者脉也，此是两感脉也……两感俱病。”而通行本只有“阳盛阴虚”四字，脱缺简甚，已失原意；敦煌本作“若证不存证疑”，现行本仅作“不在证治”，令人费解。S·202可校《伤寒论·辨脉法》，通过对比，提示该残卷可能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件。

    有些出土医书在存世时曾为其他医书转引，有的经多次转引已失原貌。通过考古资料可以校正后来的许多书籍。如我们可以用敦煌出土的《食疗本草》来校正《本草纲目》、《证类本草》的许多内容。《纲目》、《证类》所转引的《食疗本草》残卷26味药物，多有脱误削删，方剂及附注亦不全载。如“甜瓜”条，《纲目》、《证类》较敦煌本少“案经”、“方剂”4个、“附注”3个；“越瓜”条少“主治”、“案经”、“附注”2个，将“不可和酪食”之“酪”误为“醋”字等。考古资料是解读古籍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