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说校园性问题

　　北京一位中学生记者11点多打来电话说：“吴老师，我刚才差点儿做错了事。夜里11点半，都是住校的学生，在学校上天台的楼梯拐角处。”学校能接受提前 学英语，都是孩子不会的时候教他，惟独性知识，不把它放在知识的范畴当中去教，不打这个提前量，然后就是一帮孩子糊里糊涂地做错事。我想这本书挺好，但是怎么想办法让孩子能拿到，这是最关键的。

　　刘磊，北京市计生委宣教科干部
　　这本书我从昨天夜里一直看到今天早上四点半，刚才在出租车上还在看，结果把出租车司机都给感动了，他说他也要看看。但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我跟吴老师接触比较多，而且我们从1992年开始就在尝试这个问题。我比较感动的是，作为北京出版社能够在首都出版这本书是很难能可贵的。北京市计生委开展性教育也是从1992年开始介入的。宣武区副区长王永新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者，他率先在全国六所中学开展青春期性教育，之后逐步推开。去年跟北京市教委形成一个纲要，陶西平到会讲了话。现在比较难办的就是如何进学校的问题。吴老师她们已经成了我们的客座教授了，她们不是研究人员，是由我们计生系统去推，如果这本书进入校园的话，可以减轻了我们将近80%的工作量，这本书好就好在这儿。
　　我这次到美国去感到比较震惊，美国到目前为止，我在23天里只找到了一家避孕套售套机，其他都没有。北京目前有1700多个售套机，而且今年马上又在全国有一个大举措，已婚育龄妇女拿着卡可以去安全套自动售套机刷卡领安全套，但全国谁能跟我们相呼应呢？没有，很少。
　　另外，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这本书出来后，在校园中能否引起很大的讨论和震动？原来我们与吴老师谈过，担心城里的孩子对性感兴趣，而农村孩子兴趣是否少些？结果我们把吴老师请到平谷却相当震惊，那些农民的孩子不次于城里的孩子，他们就像一把干柴一样，相当厉害，相当可怕，一点全着。

　　闵乐夫，北京教科院高级教师，专门研究青春期教育和家庭教育
　　我觉得刚才孙云晓的发言很令我感动，同时也为张引墨的这种开拓精神和她对青少年的关注所感动。今天我们在座的同志们如果达到共识是太容易了，因为我们都是这个问题的研究者，都是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人。这本书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它是有科普价值的。它不仅介绍了科普知识的内容，还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少男少女隐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不担心这本书会不翼而飞，这本书会真正进到很多中学生的书包里，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即便不用媒体来炒作，只要放在书店里。
　　第二句，这本书不仅有科普的价值，还有一个社会道德判断的价值。这就因为是孙老师编的，它不仅满足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对人文精神，对于孩子们的社会化成长过程，对于孩子们自我选择行为方式提供了借鉴，因此它具有社会道德判断的价值。这个不是你要这样，你不要这样，而是说你看她是这样的，那个女孩是那样的，这个就带有极好的借鉴作用，因为孩子们之间，同龄人之间确实是有更大的说服力。
　　第三句，我想对青少年来说无疑是一本青少年的警世醒言。对于他们的成长，在单行线中成长的时候，因为青春期是单行线，它不可能重复，不可能等待，（他）她正在成长，他（她）非常需要这本书。这时她突然得到这本书，看到前面的哥哥姐姐是这样的，那当然对他（她）的行为选择就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第四句，我觉得对当官的人也是一种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
　　我在中国科技馆和自然博物馆分别办过二个展览，前后十年时间。我的最可怕的遭遇是这样的：第二个展览巡回到太原，一个非常热心的《学习报》的主编说，我这个展览太好了。他就试着在一所大学的区域来办的。办了之后有不少学生在门口排起了队，让我感到特别欢欣鼓舞。之后有一个德育主任走进来先看了一遍，然后说：“非常对不起，我的学生不能进来。”她带着满腔的热情和责任感告诉我：“我们的学生不能进来，对不起。”后来这些学生在寒风中离开了。这真是一个事实，我当时觉得，这么一个展览，我在掌握分寸的时候，反复地斟酌，真是没有一点儿过错的地方，但是她还是拒绝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当官的人来说，看看这本书，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学生、我们跨世纪的孩子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像你理解的那样？我觉得它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现在要说中小学的老师没有做这个工作也是委屈了他们，他们也做了工作，问题是他们首先希望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希望孩子们安心地读书，希望我们的学生考上重点高中、一类大学，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责任，其他旁支的音乐、美术、健康只是生活的点缀，这部分是素质教育的装饰品，但实质是让他考上大学，家长也是这种想法。因此当一个性教育专家走进学校、走进教室的时候，他们说你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小小年纪不要搞对象”，你把这个真是改正了，我给你磕头都成。我说：“难道我就是一根棍子，是一个警察，是一支水枪吗？”但是他们基本上需要我做这一步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至于他们为什么而欢乐？为什么而痛苦？他们有过什么成功？有过什么过失？那我顾不上。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课程的保证，没有教材的保证，没有时间的保证，没有师资的保证。《藏在书包里的玫瑰》家长来看的话，“哎哟，孩子都这样了！”他（她）就会联想到他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因为我在做调查时说：“在座的家长朋友们，您是孩子的母亲，您知道孩子已经有月经初潮了吗？”这是小学六年级的家长。很多家长都能够表示：“有。”然后我在初一的家长中说：“您是孩子的父亲，您知道孩子有过第一次遗精的事情吗？”“不知道。”那这位父亲绝对不知道，或是知道的非常少。然后我又说：“你有过什么嘱咐吗？”父亲会说：“那说什么呀？”全然不知。
　　本书的作者对孩子的事特别敏感，事情的过程还有孩子们的经历和感受确实是惊心动魄的，特别是三个百分之百对我们来说更有一种震撼作用。我觉得这本书很有特点，虽然它不像那些问卷调查，要讲统计学的概率和处理，它是一个个案的访谈录，它有它的特点。因为这种面对面的促膝谈心，而且有些事情跟孩子们做到肝胆相照，我认为听着特别真实。访谈录有它自己的表现特色，不一定要看它有多大的代表性。
　　现在中学生发生性交行为的，多方面的调查统计说已经发生过性关系的大概在10%以内。刘达临对北京的学生调查得出的数字是7.2%，可能南方的一些城市要高一点儿。但是不是它就没有代表性呢？我觉得从这些孩子碰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个案就是在一滴水里反映整个太阳，它具有这样一种典型的意义。这种个案、个例的访谈只要我们做得很认真、很真实，一样具有代表性。它和那些问卷调查可以相辅相成的，而且我们读了之后感觉到很熟悉、很亲切，也是我们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经常会碰到的问题。所以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它是一个个案、一种个别情况、特殊情况，它有它的代表性。我相信这本书在孩子们当中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当然不能够用行政的方法或者其他方法，但就凭借这本书本身的特色，是能够吸引孩子们来读它。如果作为一种教材，这本书是目前各种教材中非常有特点的、非常好的一本教材，这是我的第一点印象。

　　徐天明，中国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这本书对当前性教育有很多的启示。孩子们百分之百对当前的性教育不满意。中国的性教育我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WTO入世以后，还有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在性教育问题上的立法，我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都有个观念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我国人口计划生育能够对性教育立法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从全国的动向来看，不断地办班，不断地编教材，各种各样。北京市的各个城区我基本都讲过课，都对教师们进行知识准备。这说明中国的性教育现在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形势，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了。但是当前的矛盾还是相当的尖锐。就像刚才大家提到的，性教育现在只停留在一般地讲讲生理、道德、心理，本身性行为现在基本上进不了课堂，不能够拿出来讨论。青春期教育课到现在真正落实的学校还很少，有师资问题、教材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那么这本书对无师自通论是个很好的批判。
　　多年来干扰性教育有两个主要理论：一个是教唆论。说你把孩子不知道的事说破了，等于给孩子教坏了。他不知道的事你让他知道了。我记得前三年在避孕套进大学的时候，北京有80多所大学，只有23所大学接纳了，大多数学校是不让避孕套进学校的。孩子们本来不知道，你给他发避孕套，就助长他们来搞这些不正当的性行为。他们认为性行为都是不正当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社会中引起争论的在性教育方面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无师自通，这些孩子后来的追悔，由无知而付出的代价，不要说性病、艾滋病急剧上升的趋势，就说从现在我国的婚姻家庭中离婚率那么高，很多问题是由于夫妻的性不和谐引起的，不过人们耻于启口，都说是性格不和等等。现在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要建设小康社会不抓性健康，那这个小康社会很多事情都是落空的。从孩子们抓起非常重要。回避或者再讲无师自通，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可以用血和泪来回答的问题，代价是很沉重的。至于教唆论更是人们的一种奇怪心理。一种科学的客观的东西，如实地给孩子们讲，就怕孩子们学坏，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当时有一位老师说，我们教孩子用火柴并不等于教他去放火，为什么那么害怕科学的知识、真理的声音如实地给孩子们知道呢？而且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的社会，你想封锁它是不可能的，他从各种渠道能够知道很多的知识，只不过有很多是不健康的。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在性观念问题上应该是个突破，对无师自通论和教唆论是个很好的批判。我看了这本书又听了孙老师讲过之后，也激动不已，我觉得能有这样一部作品相呼应，这方面的工作者能够把我们当前应该做的事提前做一下，我认为是很好的，很有价值的。
　　林伟峰，北京汇文中学高三学生。2003年5月和人大附中的陈曦同学一起搞一项有关中学生性教育的调查研究。　　　
　　我从去年5月份与人大附中的陈曦同学一起做了一个有关中学生性现状的课题，第一次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北京市6个城区的8所普通中学进行问卷调查，并于9月份写出了两份调查报告，得到了社会了一些认可。今年“非典”时期，我们又在网上问卷调查，报告也于11月份最终定稿。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对中学生青少年性教育有很多想法，刚才听到各位专家的谈话，我的感想就更多了，下面就简单地说一些。
　　我和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引墨阿姨是在她的这个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认识的，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会经常谈一些关于中学生性教育的话题，然后我就看到了更多的这个问题，也感受到他们在做这项工作时的艰辛。
　　开始听说这件事时给我的最大感触就是：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尝试，但我觉得它十分有意义。因为对于中学生性行为在我身边就发生过很多，我们学校就有。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很支持这件事情。等到这本书最终出版后，我看了感到很真实。它不是描写一段凄美的感情或是很浪漫的故事，也不是着重去描写性行为的过程，而是把中学生的一些很现实的东西摆出来，把他们的一些想法表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这样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感觉这本书很亲切、很自然，也很流畅。我和引墨阿姨也谈过这本书出版后对家长、社会、学校以及学生本身会有什么影响，我想现在的确很多家长、老师都有一些想法，就像刚才徐教授说的是教唆论。就是说家长、老师认为学生对性无知是最保险的。学生最主要的目的是学习，但是我作为学生本身首先要否认这个观点，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本身有自己的判断力，可能是现在的我与初中的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作为家长和老师，至少应该尊重我们的想法，对于性教育的开展是需要正确的引导，而不是一票否决，一棒子打死。
　　刚才我听闵教授谈到这本书进学校不困难，我认为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像我做这个调查，像发放问卷，问卷我们也请专家看过，两个学校也给我们盖章了，我们也有推荐信，但是很多学校是不让我们做这个调查的，何况是这样一本涉及中学生性行为的书，我觉得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学校不同意不是学校老师不同意，而是家长不同意，是社会对性教育的一个不够坚决的肯定，所以学校不同意。因为在我的了解中，很多老师是很希望在学校开展性教育，很想给学生教授性知识，但如果老师一旦教授了性知识，家长就会对学校的有一些想法，就要找学校去说，整个学校的教学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学校不敢开展性教育。因此这本书进学校是有一定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