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说校园性问题

　　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不要操心这本书如何进入到学校，那是学校的事情如何进入到教委，那是教委的事情。你只要能看到书里有这么多的事情，就知道教育的失职已经是多么严重了。
　　我们都读过中小学、读过大学，当然那个时代也不行，没有过中学生发生这些事，大学里偶然有一些。我是７８级的，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初期，还没有到今天这样如火如荼，还没有这么多这种事情。我看到书中有一个10岁的女孩子就已经怀孕了，她都不知道，学校去体检，发现当天接过去就生下来了，这太让人恐怖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教育的失败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是关系到整个民族今后怎么办的事。我们总说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各种各样的口号写得非常响亮，它是需要有具体措施的。所以对孙先生他们这种使命意识我从心里非常感佩和尊敬。大概１０多年前，我曾经读过他的一篇《中日夏令营的较量》，我就感到非常惊讶。日本的孩子居然比我们长的还高，耐力比我们也好等等，有很多数据对比，我们泱泱几千年的文化大国，地广人博，是怎么教育的孩子呢？但是教育都是一点一滴开始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说爱祖国，祖国都要幻化成具体的，如父母、亲人、祖国的山河、祖国的水，如果抽象的爱祖国变成了符号，教育肯定是失败的。因此孙老师他们的工作我非常尊敬。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
　　首先我觉得《藏在书包里的玫瑰》这本书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要搞性教育肯定是对的，另外作为社会学，我非常欣赏他们那种“要去追究事实，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做法，包括那个男孩的工作都特别有意义。社会似乎总有一种“驼鸟政策”，作为当局、学校、家长把头埋在沙子里，就说没这么回事，实际上已经是个什么样子了。我主要讲三点：第一点，在这２０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悄悄的性革命，当然有很多数据可以表明，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８０年代末时，北京市随机抽样婚前性行为调查是１５％，我看到最近计生委的一个统计数字，在做婚前检查时婚前性行为已经有百分之六七十了，虽然婚前检查是在一定的年龄段，而我那个调查包括岁数很大的人，但这个绝对解释不了相差近百分之五六十的变化。在社会学的统计上，就是增加几个百分点没准都会是一场革命，而且这个肯定说明人们的性行为和规范观念在这20年里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你从平常的感性中就能感觉到。像我们这一代人好多都是要等到婚后的，如果在婚前有性行为绝对是错误的，就算是领了结婚证，也一定要等到新婚那一夜,这之前是绝对不可以的。有时大家对这种变化的意义总是估计过低，我想引用福科的一句话：“一个民族，它摄入卡路里的数一般说是2500,它的摄入变成了2600，这中间发生的革命性的意义可能比一个改朝换代都厉害。”所以中国在这几十年是有一场性革命在悄悄地发生，好像大家也没有像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那样跑到街上去游行，搞什么同性恋解放运动，提出好多标语口号等等，可实际上行为和观念有了特别大的变化，而且现在已经是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变化、这些成年人的行为包括所有人的这些改变对孩子们不可能没有影响，他们可以通过好多途径，比如看黄色光盘，若在20年前是没地方找去的。这些信息爆炸以后，孩子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互联网、毛片等得到很多不正确的性知识，你想瞒着孩子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了。
　　第二点，性教育这件事从策略上讲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我以前也做过青春期性教育，学校、老师、家长都是怕所谓的教唆论，本来孩子不知道最好，她最好到结婚之后才知道，或者是到他考上大学再知道。如果他本来不知道我们这样做不是等于告诉他了嘛。如果就因为这个原因不给他（她）性教育，他（她）又会给你惹出好多事来，比如：怀孕、得性病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些数字是多么惊人啊！本书介绍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是百分之百不用安全套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艾滋病暴发的前夜，他们很可能去跟一个不认识的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这个成年人如果身上带有艾滋病菌，她就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得了的。所以从策略上讲，性教育还是应该做，你要是不告诉他（她）正确的性知识,他也会从其他什么地方看到，甚至生了孩子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孩子从窗户扔出去的事。
　　去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浦东博山路的一位居民早上七点多听着自家的窗外有婴儿的哭声，发现一个男婴掉在窗外的铁栅栏里，后来送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警方调查是六楼的一个不满16岁的女孩扔的。这些事情你告诉他，有可能使一些晚熟的孩子较早地知道了这些事，你要是不告诉他，就会出现好多更坏的事情。所以仅从策略上考虑，也还是应该进行非常正规的性教育。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宣传性教育的阻力会这么大？早就听说北京市6所学校在做试点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推到什么程度？而我看到东北黑龙江有一套教材，据听说是从瑞典引进的，按照中国的情况改了改，它有对小学的、对中学的、对大学的三套教材，另外每套教材里都有对学校的、对家长的和对孩子的三种针对。这个思路还是好的。
　　第三，为什么咱们总是把性说成是很坏的事？为什么不可以让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性是一件好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如果能够把人们的这种观念转变过来，很多具体的性教育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实际上性这个东西有时真的能影响人的一生。当然像弗洛伊德那样用性来解释人们所有的冲动可能是有点儿过份了，但是有的孩子确确实实就是因为青春期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影响了他的一生。我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男孩子非常聪明，非常漂亮，但他是生长在我们那个时代，那时老师告诉他这些事是很坏的，就像刚才说的80%的男生和50%的女生都手淫的事，他从周围的气氛感觉到这是件坏事，他每当勃起的时候，就去用凉水浇，到最后导致结婚时都不能做这种事，他非常痛苦。你说性不重要，它也不是那么太重要，对于女性老年群体，男性老年群体也许很不重要了，但是对有些人尤其青春期的人来说，性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为什么我们整个周围的气氛总是要把性说成是很坏很坏的事？如果全民族的观念能够把性作为一种不是说很好的事，但至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么也会给大家解除好多心理负担。听到有80%和50%的男孩女孩都有手淫，我还是很惊讶的。但是你不能让那么多的孩子做了之后或是还没有做的时候，就对这件事那么否定，从此就自卑，甚至像本书中一个女孩子说的：“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就可以做‘鸡’去了。”我觉得他们对性太否定了。其实像自慰，它应当说是最无害的性，尤其在这个艾滋病暴发的时代，要想有一个安全的性，它是一个最安全的性行为。国外好多男同性恋都已经改成了相互手淫。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给他们灌输一些“这个东西太罪恶”、“我是世界上最坏的人”的想法，如果那个女孩要是知道有50%的中学生都手淫，她的心理压力会小得多。这本书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众媒体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谈两点，一个是李银河老师谈的战略和策略，尤其战略是针对文化上的改变，我特别同意。但是针对青少年我来谈的第一点就是权利。当小孩成长到青春期的时候，他需要这些知识，也应该得到这些知识，这本书就是他的权利，他应该有权利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我们性教育的目的不是禁欲，或者禁止他做这个，做那个，包括有的性教育已经加进了女孩子不要穿暴露的衣服，不要穿吊带背心等内容。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赋权，给男孩、女孩一种权利、能力，让他有权利和能力支配自己的身体，这应该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为以前的性教育目的太成人化太功利。比如说有艾滋病流行、少女怀孕了，我们要做性教育，但是儿童的需求是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使自己真正有能力来支配自己的身体，这方面做的是特别不够的。
　　计生协做了一个青春健康教育的项目，他们有些理念在所有性教育中都是值得借鉴的。他们把性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议青少年没有性生活，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第二阶段要推迟性生活。基本前提是青少年的性活跃每个人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能统一到24岁之前或是16岁之前都不能有，每个人的成长是不同的，有的人特别活跃，没有性生活他就过不去，有的人就无所谓，这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所以建议比较活跃的同学能推迟自己的性生活。第三阶段，如果实在不能推迟,就应该了解你的性是健康的、安全的，性别是平等的和负责任的。如何做到呢？他们给了很多知识，而且通过同伴教育让青少年互相讨论，比如讨论自己的未来，未来想做什么？如果在这之前怀孕了会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让大家公开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教育就是一种赋权的教育。让青少年最终能够有权利而且有能力来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说他年龄越大，对他的支配越多，不允许他做这样或那样，应该从儿童权利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我想说的是性别。这其实涉及了很多性别问题，但是在社会性别这方面没有做更深入分析，也可能他们不太了解这方面，刚才提到的特反动的所谓“贞节”教育，在中小学也搞过“贞节”宣誓，当时我没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个社会能控制的就是女孩子的贞节，不大控制男孩子的贞节，这是事实。在本书这些案例里也能发现，基本都是男孩子主动，女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怀孕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从来没有教过女孩子如何说不。也有些女孩子在幼年或童年不懂事时，被强奸过，这时你让她做“贞节宣誓”，实际上对女孩子的伤害特别大。所以说这些问题在指导过程中，对这些性别问题都没有特别好的分析。
　　　
　　陈会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研究幼儿、青少年心理发展。
　　我补充几句：在全体学生当中有30%的孩子是属于性格外向的，很大胆，还有更多的是属于内向的孩子，在中国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多，这是跟西方不一样的。《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的这13个学生都属于外向的、胆大的，特别是男孩子。女孩子也一样，她们在女孩子中也是属于胆大的、敢作敢为的，还有就是在个性当中求新性，敢体验寻求，总想尝试新的体验，包括这种性行为、吸毒等等，吃各种没吃过的猫、蛇的肉，有这种性格特点的人是一部分，不是说很少的一部分，最多20%。在我们心理学中特别讲这个。“外显”的和“内隐”的性行为问题。刚才这位医生讲的一些属内隐的性行为问题，在中国这些内隐的在比例当中更大，但是这本书不能反映，有取样的偏差，只能反映一部分。
　　在我们中国和西方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西方的孩子从很小就独立，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鼓励孩子从小就独立。但中国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价值观念依赖性。这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中国的一个优势的地方。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更容易接受成人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国的文化所致，美国是绝对不可能让小孩接受大人的各种禁令的，他整个社会的风气，他的父母也不这么看。中国情况不一样，咱们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背景。
　　现在的校长们、家长们、老师师希望孩子在结婚前不要干这些事情，大部分学生是接受成人和社会的这种期望的，这个事实咱们要注意。现在中国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代表一种现代价值观念。
　　其实在性教育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1980年我就开始在上海的大众医学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88年我随中国教育考察团去考察过日本的性教育，当时是跟着十几个教委的德育处长，在中国也写过东西，可能像林伟峰这样的调查我是中国第一个做的。1986年青年研究生调查、中国性心理和性生理发育的调查为什么不搞了呢？我觉得现在脑子是清楚的，我在“九五”、“十五”都做国家级课题，跟很多学校的校长、老师都交流过，一切问题都不能脱离开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每一百人中有4.3个大学生,这是一切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过去我就没想到过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批评我们的校长,骂我们的教育,攻击我们的家长,攻击我们的老师。美国是一百个人中有40个上大学，日本每百人中有30多人，连韩国都是30多人，而中国每百人中只有4个大学生，在这种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如果我们跟他说：“你不要做这个事，你再晚一点做。”这话不错，但我们不能脱离开中国的文化背景。马卡连科有这么一句名言说：“让性从青少年的身边悄悄地溜过去。”
　　我考察日本时，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说得很实在，他跟中学的男生说：“你们不要在你们的身边找伴侣，你们的伴侣正在上幼儿园或小学。”意思是说你们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以后找一个比你小若干岁的孩子。他们这些观点就是让性道德走在性成熟的前面。这都是很名言的，这些价值观我们都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