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说校园性问题

    2004年1月2日上午，北京出版社举行了《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研讨会。著名教育专家孙云晓与张引墨采访了13位发生过性交关系的中学生写成此书，该书至少讲述了五个事实：一、这些学生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二、他们三分之一来自重点中学或声名显赫的学校；三、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四、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其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五、他们对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以下是本次研讨会的摘要。

　　刘子君，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是市属出版社，在国内也是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下属有八个出版社，北京少儿社是八个出版社的一个副牌社。这本书因为考虑到读者的取向，用的是北京出版社的牌子。
　　北京出版社和北京少儿社长期以来一直对教育问题比较关注，出版了很多教育问题的图书。今天大家拿到的孙老师的《儿童教育就是培养好习惯》和《藏在书包里的玫瑰》都是最近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推出的。
　　今天我们要研讨的《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书是我们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和孙老师经常接触，谈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而且是目前不被社会关注的话题。
　　孙老师和张引墨他们在这本书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这本描述中学生性关系的图书，以深入的笔触揭示了较为隐秘的、危险的中学生校园生活的一角，通过这本书可以让广大的师生和家长、社会了解中学生性问题的事实真相，以引起社会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我们相信通过这本书的推出，会引起教育界、社会和中学生性问题的广泛深入的重视，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中国的性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像当年孙老师推出的一篇《中日夏令营的较量》文章一样，对中国的教育现状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也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初衷。下面请孙老师介绍他关于写这本书的想法，以及写到书里的和没写进书里的一些情况。

　　孙云晓，《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书的作者之一，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从1987年以后就在做青少年研究工作，我知道专家们的分析对一本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专家的一些引导。我今天以作者的身份来会友。我觉得作者最重要的发言，是用笔而不是用嘴，所以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思路，我和张引墨在书的序言和后记里做了一些表达。
　　在这里我要谈一点感受。我也是写过一些书的人，但是写这本书时，感到心情特别沉重，态度非常严肃，我当时甚至在想：这是一本需要跪下来写的书，我们面对的是生命，是要用敬畏的态度来写，战战兢兢地写，没有任何的猎奇的心理。
　　张引墨因为做了多年的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她有能力和中学生保持密切的关系，能够得到来自海底世界的信息。我的感觉是：现代少男少女对性发育的态度和认知，在得失之间这一章里有详细的数据陈述和论证。但在大量的调查中发现，中学生发生性关系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最令我们担心的是发生这种关系时，他们百分之百的都不采取安全措施，都心存侥幸，当我看到这个事实时，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他们对生命很不珍惜，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不负责任的，但这个不负责任决不是因为他们不道德。现在的中学生从表面上看，似乎什么都知道，一旦怀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寄希望于“可能吗？”、“不可能吧？”的心理。
　　我曾参加过几次国际性的预防艾滋病的研讨会，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我们做的访谈中，有的中学生同时有五个性伙伴，有的人是和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他（她）根本不知道这个成年人的性经历，这是有生命危险、有健康危机的，隐患非常巨大。我一直认为教育的核心不仅是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健康人格，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不应该成为扭曲人格的一种行为，但是结果有人就产生了强烈的人格扭曲的感觉。
　　比如，有一个在别人看来很光彩的中学生，考上了很有名的大学，但是她居然说：“我有这件事后，再去做‘鸡’、去傍大款、做小蜜挣点钱都无所谓了。”她对自己彻底否定了。有了这种事她觉得活得非常尴尬、狼狈，而且失败，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慢慢地恢复。所以对她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动摇了人格的自我概念，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好人？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一个还有幸福的人？
　　我觉得性的问题搞不好会构成青少年的全面危机。因为这件事他们的父母、老师百分之百都不知道，他们对学校的性教育百分之百的不满意。有的中学生甚至说：“性教育比应试教育的情况还惨，应试教育还有人给你无尽的复习材料，不看也得看。但是性教育有很多知识连应试教育的待遇都没有，没有人给你提供各种材料让你看，谁都不跟你说这事。因此说这里面的问题确实太多太多了。
　　我在十年前写《夏令营中的较量》跟今天再写这本书时有同样的感觉。写《夏令营中的较量》时我觉得是要改变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的倾向很复杂，写这本书时我觉得应该改变中国的性教育。中国的性教育太落后、太不能适应今天的中小学生的发展。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失职问题，而是一个可能会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的一种现状。
　　前些时候我被通知去参加“三个代表”的学习，坐在那儿我突然想到：谁来代表青少年的根本利益？他们想获得自己有关发育、健康成长的知识，需要保证健康，保持他们的尊严，这是青少年的根本需要。“三个代表”首先就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谁来代表青少年的根本利益？健康成长是他们的根本利益，谁来代表？谁来关心？再说我们要代表先进的文化，我们在性教育当中体现了什么样的先进文化？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当然，国家教育部、计生委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有青春期教育课，但实际对学生的教育是很差的，很多是不讲的。所以林伟峰他们很了不起，他们作为中学生自己做了这样的调查，他们有呼吁，有声音。我想起了联合国有一首儿童诗写得非常好：“儿童的名字不是明天，是今天。”儿童的成长是不能等待的，一分钟都不能等待，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做。
　　我希望2004年能成为中国性教育大为改观的一年、有突破的一年，有一个健康的起点。我得说明，书中的伟峰与今天到会的李伟峰完全是不相干的，是化名。我当时写书设计的访谈提纲和书的结构时就说，首先要尊重这些接受采访的中学生，一定要和他们签保密协议，发表时对他们没有伤害。他们是否愿意披露自己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我们绝对有保护他们的责任，而且还付给了他们一些费用。
　　在采访中，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特别想说。因为他们不敢对别人说，也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跟我们谈时有保密协议，而且很尊重他们，所以他们特别想说。稿子写完后要让他们看，看过后他们可以修改，然后让他们签上情况属实，我们就这样一遍一遍非常认真地做。张引墨的工作做得非常辛苦，做了一年的时间，从冬天做到冬天。这就是我们的一点感受，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研讨会，请专家们给把把脉。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把中国的性教育能够纳入一种科学的、健康的轨道，给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

　　刘子君：我们在编辑这本书时跟孙老师曾有过几次长谈，每一次孙老师都很激动，因为这个话题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从和孙老师的接触中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作家，他的那种责任感和对当今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我们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本书倾注了孙老师和张引墨这几年的心血，虽然成书是一年，但对这个问题孙老师已经关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游川，北京妇幼保健医院医生，一直在做青春期生殖健康教育的工作
　　我是市妇幼保健院的，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我与张引墨认识是在三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当时她在《中外少年》杂志工作。文章发表后没想到很多中学生都给我来信，信中都很急迫，有些中学生发生这种行为了马上给我来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有很多孩子说了她的性经历，其中谈到了一件事：“男方跟她发生关系时告诉她，‘我进的是尿道口不是阴道口。’”从这件事中我发现孩子们的性知识是非常贫乏的。那时我曾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碰到一些女孩子来堕胎，还有书中引用的一些数据也是我在病例里查出来的。女孩子的这种堕胎、人流特别多，我想我一定把一些案例拿出来，通过这些案例告诉她们这些知识，我觉得知识是最关键的。
　　但当我看到张引墨的书出来后，一开始我想她是一个记者，主要东西都是有关一些经历、一些故事的，没想到里面还有很多知识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的价值非常非常高。因为这不光是在告诉孩子们一个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人活鲜的一种经历，同时在这些经历的背后，告诉人们一些知识，告诉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其实很多孩子出现这种问题，咱们从书中可以看到，最关键的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的知识。从教育途径来讲，父母教育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父母本身就缺乏知识。
　　我时常讲一个故事（因为那时是值热线的时候）：有一个人产后打来电话说，她婆婆告诉她一件事情，婆婆在30年前因为产后出血把子宫切掉了，这位婆婆不知道子宫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她就认为这个子宫就是女人的全部，如果把子宫切掉了，我就不是一个女人了，就跟太监似的角色了，所以这位婆婆30多年一直生活在这种阴暗之中。其实对女人来说，卵巢是最重要的，是卵巢分泌的激素。但这位婆婆是不懂这些知识的。我就想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按照以前一般来说人的寿命也就60多年，那么一半的时间就这么阴暗地过去了。所以让现在的家长去教育孩子的话，有点问题。其实家长也存在着很多欠缺，即“生殖盲”，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不见得很了解，因此我想这对一些社会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做了很多少女健康课堂，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每次我去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那些老师就对我说：“讲45分钟就差不多了，否则孩子就坐不住了。”有好几次讲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一看表说：“哎哟，孩子们，咱们已经超时间了，怎么办？咱们就停下来吧。”孩子们都说：“我很想听。”所以孩子在这些知识点上这点上存在饥渴。
　　所以这本书的出现真的令我特别欣喜、特别高兴。我发现孙老师和张引墨在书后有很多分析和建议，而且专门有一个章节写到了整个生殖系统的基本知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此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

　　吴若梅,《中国中学生报》编辑，专门与中学生打交道
　　我来说说学校的情况：现在学校的情况应该说比1992年刚开始做的时候好多了，原来是求着人家去给人家讲，现在人家会找我们讲。学校的教材里像生殖系统的知识也说了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也说了一些，可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从艾滋病说到性关系，学校是不反对的，说到安全套学校也不反对，但如果从青春期的情感说到性关系、安全套等等，学校是不认可的。实际上孩子们现在从青春期情感到发生性关系是非常容易、非常快的，这点学校不认可那就真的是很难做了。就像少女怀孕，发生性关系之后的后悔，在我的报社，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今夜私语时”的青春版的广播里每周都有。所以我说这本书真的非常好，不过这本书要想进学校挺难的，你要想从老师的角度、校长的角度走到学校是很难的。那么给孩子们讲课的情况我的感觉也是：每次去讲课，学校最好让你讲‘千万别早恋，要好好念书’。当然，我必须从这儿入手，如果不从这儿入手去讲，学校不让我去说，那就等于什么都说不了。现在关键不是说教育孩子，孩子都能接受，讲的过程中，孩子们特别高兴，你多讲都没关系，无论是45分钟或是一个小时、二个小时，他们都愿意踏踏实实地听，但讲的深度和孩子实际要求的水平差得太远。如果小孩想知道的是百分之百的话，学校允许的至多百分之七十，所以孩子直接去看书还是挺重要的。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去跟卖安全套的售货员聊天，说：“有没有学生模样的人到你这儿来买安全套？”售货员说：“有。”她随口会问：“你要多大号的？”孩子就说：“阿姨，我穿43号的鞋，您说我要多大号的？”听到这件事就感到特别可怜和心疼。采访妇科大夫时我也遇到过，女孩在里边做人流，男孩蹲在墙角垂头丧气的，四个家长在外面打成一团，真是太可怜了！还有的家长直接就找到我，有两个高二的孩子被家长一进门撞见没穿衣服，这位家长就按住两个孩子，把其他三位家长找来打成一块儿，结果两个孩子跑了。
　　孩子发生性关系这件事，家长和教师都不知道，给我们写信、打电话的实在是不少。凡是写信、打电话来的，没有一个发生性关系之后不后悔的，连男孩都算上。之后就是自卑，从此不再结婚、不再谈恋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发展下来。在计划生育网跟网民聊天时，这也是特别重要、特别多的，总来问的事情。究竟发生多少这样的事，数字是很难统计的。但发生这种事的孩子真是很多，包括名声显赫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