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文献中的“蛊”

    例5、蛊者：燔扁(蝙)辐(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

    例6、蛊而病者：燔北乡(向)并符，而(蒸)羊尼()，以下汤敦(淳)符灰，即病者，沐浴为蛊者。

    例7、蛊：渍女子未尝丈夫者【布】(杯)。冶桂入中，令毋臭，而以□饮之。［5］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有许多关于药物杀蛊毒作用的记载，据粗略统计，其所收录的365味药中，言明有杀蛊毒功用的有42味(据顾观光辑本统计)。如：

    例8、赤箭：主杀鬼精物，蛊毒恶气。

    例9、蘼芜：主咳逆，辟邪恶，除蛊毒鬼疰，去三虫。

    例10、卫矛：除邪，杀鬼毒蛊疰。［6］

    《五十二病方》与《神农本草经》中载述了治疗“蛊”的方法与药物，但没有说明“蛊”的含义，我们只能从其中的语句来作一些推断。《神农本草经》中，“蛊”多与“鬼”、“毒”、“疰”、“恶气”等词并列，其性质必当与此类致病因素相似，是一种外来的、怪异的致病邪毒。《五十二病方》中有“以食邪者”(例5)之言，称患蛊疾为中邪，可资为证。从《神农本草经》中杀蛊毒药物所占比例之大，可知蛊毒为病的广泛性。

    古人还十分重视对“蛊”的预防。据《周礼》记载，周王室设置了专职官员“庶氏”负责除毒蛊，《周礼·秋官·庶氏》云：“(庶氏)掌握毒蛊，以攻说之，嘉草攻之。”东汉郑玄注：“毒蛊，虫物而病害人者。”［7］对“蛊”这种能病害人的毒物，庶氏采用祭祀祈神(攻说)与药物(嘉草)双管齐下的方法进行祛除。《史记·秦本纪》中有国君亲自主持“御蛊”的记载：“(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史记正义》注：“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8］认为“蛊”为致病的热毒恶气，通过以狗祭神来防御蛊毒。

    大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汉代初年的《山海经》，涉及了疾病防治的内容，其中有预防蛊疾的记载五处。如：

    例11、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例12、其中多鱼……食者无蛊疾，可以御兵。

    例13、其中多三足鳖，枝尾，食之无蛊疫［9］。

    书中所述预防蛊疾的药物虽多离奇而未足为信，而蛊疾在该书中出现频度之高(相对其他疾病)，无疑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蛊疾的重视程度。例13中还将“蛊”与“疫”并称，《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疫是指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疾病，既称“蛊疫”，那么“蛊”也是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的。

    综合上述文献，“蛊”既指致病的邪毒，也可称因蛊毒所致的疾病，二者是相关联的。然而，“蛊”这种邪毒究竟是何性质，蛊疾的证候表现如何，从以上资料中我们无法找到具体答案。只能说，“蛊”是一类泛义的致病邪毒，是揉合了虫毒、鬼神、邪气等各种因素而形成的一个抽象的病因概念。

    三、没有明确界定的病名——《左传》、《黄帝内经》中的“蛊”

    蛊疾究竟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只有《左传》和《黄帝内经》对蛊疾略有描述。

    《左传·昭公元年》中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医和论晋平公之病的记载。谈到晋平公患病的原因，医和说：“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继以“六气”说分析其病机：“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最后又向赵孟解释“蛊”为“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从医和提出“疾如蛊”，又强调“非鬼非食”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蛊疾病因应是“鬼”或“食”(食入虫毒?)，亦即泛义性的蛊毒。晋平公之病起于女色所惑，不同于真正的蛊疾，故只言“疾如蛊”，而非“疾为蛊”。谓其“疾如蛊”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唐代孔颖达解释为：“蛊者，心志惑乱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如彼惑蛊之疾也。蛊是惑疾，公心既惑，是蛊疾而云如蛊者，蛊是失志之疾，名志之所失，不独为女……病有鬼为之者，有食为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于女色，情性惑乱以丧失志意也。”［10］孔氏认为“蛊”是“心志惑乱之疾”的总称，引起“心志惑乱之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惑于女色是其病因之一。果然如此的话，晋平公的病完全可以直称蛊疾，而不必说“疾如蛊”，孔氏的解释显然存在着矛盾。《左传》原文先说“疾如蛊”，后又称“惑蛊之疾”，对晋平公之病究竟是否确为蛊疾，表述得模棱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