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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有外国人在壮族地区兴建了一些医院,如"法医院,每以赠医施药为事,归法医土办理,由法政府派来,向僦民房以为医所。《北海杂录》,光绪二十一年(1905年)]"普仁医院,创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英耶稣教士所设,驻隆英医一名,赠医施药不受分文,每日本埠及附近村落就诊者颇众。"[《北海杂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医院数量少,且集中于市镇,对壮医药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祖国医学极尽摧残之能事,企图废除中医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粹的中医药都得不到保护和扶持,包括壮医药在内的少数民族医学就更不在话下了。尽管如此,民族医药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民国期间壮族地区的中医药还是有所发展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后,广西先后成立了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省立梧州医药研究所、省立桂林医药研究所。这三个研究所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合并于南宁,称广西省立医药研究所。研究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招收学员,培养中医药后备力量。民国二十四年九月(1945年9月),改称为广西省立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该校设有药科专业班和药物种植场,教授有关药物方面的知识,并对部分中药、壮药进行剂型改革的尝试,提炼成为流膏、干膏、水液、粉末、植物结晶等。尽管如此,对壮医药的研究、应用还是有局限性的,壮医药仍以其千百年来的方式在民间流传,等待后人的发掘、整理和提高。
第六节 壮医分科的出现
壮医分科的出现较晚,而且分科只是相对而言,并不彻底,这和中医的情况有些相似。据文献记载(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医在战国时期已出现分科,扁鹊入乡随俗,或为带下医(妇科),或为耳目痹医(五官科),或为小儿医(儿科),早于扁鹊四五百年的《周礼》更明确记载当时有食医、疾医、疡医等之分,但在其后漫长的发展岁月中,中医并不形成严格的分科制度,这大概和医学及科技发展水平有关。
由于壮医缺乏文献资料,故其分科的出现始于何时,不可能十分明确,只能根据有关线索,进行初步的探讨。
药线点灸疗法长期在壮族民间流传,是壮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疗法由龙玉乾的祖母传给她的儿子龙见宏,再由龙见宏传给他的儿子龙玉乾,该疗法起源年代尚待考查,据其在龙氏家族已流传3代以上的事实推算,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现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壮医治疗方法。
广西德保县著名壮医罗家安,擅长壮医针挑疗法,绘制和编写了《痧症针方图解》一书。罗家安生于1901年,幼年即向当地民间医生学习有关壮医药知识,说明针挑疗法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考诸文献,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七"疗沙虱毒方''载:"已深者,针挑取虫子"。葛洪到过岭南,曾在广东的罗浮山及广西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多年,有的说曾做过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其记载的以针挑疗法治疗的"沙虱毒",与恙虫病生活形态、发病情况、临床特征等较符合,而恙虫病主要流行于气温与湿度较高的热带与亚热带,本病在我国主要流行于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和台湾等省区,葛洪曾到过恙虫病流行地区,故所记治"沙虱毒"的针挑疗法,似与壮族先民有关。宋代的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年)至淳熙二年(1175年)任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地区)知府兼广南西路(今广西)安抚使,所撰《桂海虞衡志》对广西的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及生活习俗,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关于针挑疗法,《桂海虞衡志》曰:"草子,即寒热时疫,南中吏卒小民,不问病源,但有头痛不佳,便谓之草子,不服药,使人以小锥刺唇及舌尖出血,谓之挑草子。"这是针挑疗法与壮族先民有关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据此壮族民间的针挑疗法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种疗法能够成为专科,是有深厚的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