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社会历史及其与壮医药的关系

此时期的地方志内，对于果菜类入药论述尤多。如《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记载："罗汉果，人如柿，椭圆，中空味甜，性寒治劳嗽。"《镇安府志》[光绪十八年(1892年)]曰："羊桃，一名三敛子，一名五敛子......味甘酸，内有小核能解肉食之，须臾皆起，有人食猪肉咽喉肿，病欲死，仆饮肉汗亦然，人叫取羊桃食滞，须臾皆起，又能解蛊毒岚瘴，土人蜜渍盐腌以致远。"《北流县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记载："西瓜......味甘淡，止渴消暑，疗喉痹症，解酒毒。"《镇边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曰："山楂......制糕能消食。"《玉林州志》[光绪二十年(1894年)]言黑糯"用浸酒，补血"。《容县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言安石榴"皮可入药"，橄榄"可解鱼毒"。《新宁县志》指出："生菜，食之却暑"，"苦荬，可涂虫毒疮疥"，"辣椒，味辛辣，消水气，解瘴毒"，"苦瓜，味苦，性冷，解水瘴"。可见壮族人民对于食物的温凉补泻已有了较多的认识。由于瓜菜乃日常生活所用，来源充足，对养生保健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壮医"药食同源"特色的体现。

第三节 方剂学的萌芽

药物知识及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壮族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故壮医的医疗经验、单方、验方大多只能通过口授、耳听、心传的形式流传下来，遗失的固然很多，其中部分由于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从唐宋时期的方书中，可见到收入厂部分岭南地区的解毒、治瘴气的方药，其中包括壮医方药，说明壮医方剂学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萌芽。

1.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家，精通诸子百家学说，著有《干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书。孙氏虽为中原人，但对卓有疗效的少数民族医药医方亦欣赏，并收录入书。如《干金翼方》载："白花藤，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某肉中毒，酒浸服之，主虚劳风热，生岭南交州广州平泽。"钩吻为广西多产之物，《千金翼方》谓其能"杀鬼疰蛊毒"。在治风药及治蛊毒药的分类栏中，载有秦艽、干姜、葛根、狗脊、白芷、大戟、乌头、附子、贯众、菖蒲、吴茱萸、徐长卿、蛇蜕、野葛、班蝥等广西多产药物，说明当时广西壮族先民对此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掌握了一些防治瘴雾毒气侵袭及治疗疫毒蛊毒入侵造成的病证。懂得"出门常须带雄黄、麝香、神丹诸大辟恶药，则百蛊猫鬼狐狸老物精魅永不敢著"。

2.宋代医家合编的《圣济总录》

北宋年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编成《圣济总录》，载方近20 000首，其中有岭南方药。如："治草蛊。......岭南人多行此毒，从咽判痛，方(用)甘草(炙)、蓝汁二味，捣甘草为末，每服1.7钱，以蓝汁调服。"

3.柳宗元的《柳州救三死方》

柳宗元(773-819年)，山西永济人。顺宗时被贬到广西柳州，任柳州刺史。他被贬南方后，情绪难免忧郁，加上水土不服，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医者学习，亲自品尝，并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宋代的一些本草提到该书病案如下：

疔疮案：柳宗元到柳州的第二年，患疔疮，病情日益加剧，曾敷用多种药物，仍不见效。经一友人提示，用屎壳郎(蜣螂)调制敷贴，收到了"一夕而百苦皆已"的奇效。次年柳宗元吃羊肉后引发疗疮，"再用，亦如神验"。

脚气案：柳宗元到柳州的第三年患脚气病，"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荥阳郑询美传杉术汤，服半食倾大下三下，气通块散"。此方的配方及服法为：杉术节若干、桔叶(皮亦可)若干、槟榔若干，捣碎，加童尿若干，共煮至一半份量，分两次服用，若"一服快利"，药到病除，则勿需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