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卫生方》治瘴学术思想初探

    除地理、气候因素外，劳逸、生活、饮食习惯对瘴疟的产生也有影响，如书中《岭表十说》谓：“多因伏暑伤冷所致，纵非饮食冷物，即寒邪感于外，饮食伤于内”，“南土暑湿，嗜酒则多中暑毒，兼瘴疟之作”，“婢仆多病瘴，盖劳役之人饮食乖度，昼多冒暑，夜多寝地。又凡事不能忌慎，故先受其弊”，“岭表之俗，多食槟榔……夫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而槟榔最能下气消食去痰……”等起居饮食不节、劳逸失常、饮食不洁等不良生活习惯，也使人正气耗散而为外邪所侵，另外古有“过岭南无医药”之说，医者少且医术低，人们信巫不信医，皆是导致正气亏损易致感邪致瘴的原因，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可贵的。

    3、瘴的临床表现

    按疾病的轻重分为冷瘴、热瘴、痖瘴，“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痎疟，谓之冷瘴；重者蕴热沈沈，昼夜如卧灰火中，谓之热瘴；其尤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谓之痖瘴”。冷瘴“脉带数，一呼一吸之间五六至，两手第二指关脉弦，……恶寒退后发热，发热退后自汗，头痛或不痛，呕吐或不呕，但其热有退时，次日或间日再发。”从其症状描述，此类瘴疾应为间日疟；热瘴则“身极热而头极疼，脉数”，“面赤心热，舌破鼻衄”，甚则邪闭心窍，“昏不能言，或但噫噫作声”，成为痖瘴；若阳浮阴闭，则有“腰以上极热，腰以下稍凉，胸膈烦渴，腰腿重疼，或大便稀滑。其脉多数，按之不实”等上热下寒的临床表现。

    瘴的辨治用药特点

    1、辨证重脉症结合

    书中将瘴疾按发热轻重和脉象分为两大类，辨证时重视脉症结合，认为“脉与症不可偏废，用药须凭脉，且若病人外症是阳候，脉见阴脉，不可用阴药；外症见阴候，脉见阳脉，不可用阳药。若凭外证用药，十失五六，凭脉用药，病人信向，万不失一”。同时因瘴病多有寒热，且因阳气不固，常出现外热内寒的症状，因此注重真寒假热的鉴别，如烦躁者是否“反畏冷不能饮”，“烦热而大便自利，小便赤多，不可以赤为热，膝胫以下稍凉，乃病邪激，其气血俱虚，表热无以养中，故外热而内虚也”等。

    2、治疗多用温中固下、芳香化湿、调理脾胃

    书中共载有处方80余首，大多采用了芳香化湿、调理脾胃的药物。该书根据岭南人本气不坚，腠理不密，阳气不固，阴湿偏盛的体质特点，用药上反对前人治瘴动辄发汗、清凉、转利，认为炎方受病，虽身有热，却因阳气疏泄、本气不固，“若躁于求效，亟服麻黄柴胡或利下之剂，则未必虚热便退且先损正气，使邪气乘虚而内袭，直达精源髓海，激成变证百出……用药固无一定之法，要之多宜正气散、和解散”，为防寒凉伤阳，使正气更虚，即便是热瘴，也是“凉药不可多用，热药须得法以用之，如附子汤冷服者是也”。

    因囿于“上热下寒者，十盖八九”之说，故用药多属“温中固下，和解正气”之剂。在治疗瘴疟的60多首方中，有40多首方剂都是以温热药物组成为主，如陈皮半夏汤、生姜附子汤、干姜附子汤、沉附汤、平胃散等，较少使用寒凉药物，只有10余首方剂寒凉药物为主，常用的是芍药、黄连、柴胡等。从其重视脾胃，顾护阳气上来看，其学术思想与李杲的学术思想有共通之处。

    3、充分肯定常山治疗瘴疟的作用

    早在汉代，《金匮》治疟三方中就有一方用到蜀漆(常山苗)，此后晋代用常山治疟有了进一步发展，《肘后》治疟30方中用常山的有14方，唐代《千金》治疟25方，用常山16方，占65%，《外台》治疟51方，用常山39方，占76.5%，从汉到唐，对常山治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到了宋代却极少用之，因世俗畏其致吐的作用，如释继洪所说“常山乃瘴疟要药，李待制云：欲去根本，非常山不可，此说最当。今人不问当服不当服，悉以伤气为词，疑而不用”。明确肯定了常山的治疟作用。另外，其采用的“截疟散”、“瘴疟丹”，均用酒渍过煎服，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常山碱易溶于乙醇中，可以看出，其用法是长期临床实践中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