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校诂派治学特色

    又如《素问·痹论》“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王冰注：“虫，谓皮中如虫行。”显然是望文生义。朴学家通过声训和音韵考证，训虫当为“”之借字，且“”与“纵”为韵，并结合医理以驳王冰。在统计了胡澍、俞樾、孙诒让的81条考证条目中，纠王冰之错就占了一半以上。

    考证方法系统全面

    在总体上，注释派相对于校诂派来说，在校勘训诂方面存在着种种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是考证方法不够系统全面，尤其是疏于古音通假；其次是整体的训释水平也不如校诂派严谨，尤其是对于训诂专籍的参阅不够。如：

    《素问·疟论》：“夫疟皆生于风，其畜作有时者，何也?”

    张介宾注：“，皆也。疟，残疟之谓，疟症虽多，皆谓之疟，故曰疟。”这里张氏训“为“皆”义，误。“”是疟的一种。

    王念孙在训“疥”字时言：“疥，读为。《说文》‘，二日一发疟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夏伤于暑，秋为疟。’《左传·昭二十年》：‘齐候疥遂’，梁元帝读疥为。《正义》引袁狎说云：‘是小疟，是大疟。’则疥与通。”［3］

    所谓“疟”泛指疟疾，二字连文，属同义词连用。王念孙有理有据的综合论证足以纠正张介宾之错解。

    纵观皖派朴学家医学考证过程，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综合考证，引进小学方法，将文字、音韵、训诂、语法、校勘、医理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以运用到具体问题的考证中去。虽说受历史条件限制，有少数考证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其治学的途径无疑是科学进步的。相比之下，注释派的考证方法都较单一，且偏重于医理方面的解释。如：《素问·上古天真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胡澍在肯定“新校正”之内容基础上，首先对“作”通“诈”进行了训诂考证；继之是根据对文互义分析：“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相对为文；“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相对为文；“不妄”与“不作”相对为文，并引《素问·徵四失论》文以旁证之；再进一步从音韵学角度考证：“作”古读若“胙”，上与“者”、“数”、“度”为韵，下与“俱”、“去”为韵。在上述考证基础上，分析王冰本改“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则与句法虚实不对；改“不妄不作”为“不妄作劳”，是误读“作”为“作为”之“作”；而以“作劳”连文，殊不成义，既乖经旨，又昧古人属词之法，且使有注之文，不能谐读。一举而三失随之。俞樾则在胡澍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致误的原因是因全氏注文有“常”字，而误入正文，遂夺去“度”字。这里涉及了校勘知识、通假知识、语法知识、音韵知识以及大量的引证材料。而注释派们则多是较单一的串讲句子以释医理，并把对词义的解释融合在释句中，缺乏对句中一些重点字词的考证研究，治学的方法途径有异，其研究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

    考证文理与阐释医理有机统一

    朴学家在由基础训诂向专业训诂深入的同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即在小学训诂文法基础上，融合了专门的医学训诂方法，阐释医理以疏通文理为基础，考证文理与辨析医理相统一。注重在严谨科学的考证方法基础上进行医理解释，以正确的治学方法取胜于注释派的解释。治学的根本在于方法，从这一点来说，校诂派的学术意义是深远的。如：

    《素问·上古天真论》：“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