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校诂派治学特色

    这里先在《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无正纪大论》他篇对校的基础上，提出“鸣鼓坼、鸣靡启拆、鸣紊启拆”三文虽异而义旨同。然“鸣条”、“鸣靡”、“鸣紊”皆不成词，故进一步从上文“水不及，则物疏璺”引出三者皆当作“鸣璺”，鸣璺者，谓风过璺隙而鸣也，其义可知，并引《方言》、《说文新附考》、《尔雅》等以训释之，一步步推理沿讹之足迹：璺与紊音同，故讹为紊。校写者不解鸣紊之义，或又改为鸣（，俗省作条，与紊形近）。璺者，之别体，俗又作。音亡匪反，与靡音近，则又讹作靡。

    正确对待前人考订成果

    首先，校诂派学者在研究《素问》时，能够对已有成果持正确态度，有选择地予以吸收。

    宋代是我国整理校勘医学典籍的重要时期。由于崇尚文事，注重典籍，在致力于经史之余，对医学书籍，也颇为重视。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开设崇文院校理群书之时，专门“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苏颂、陈俭等为校正医书官”。［2］《素问》王冰注本就是经过宋林亿等校定后而传于世的，其校勘内容以“新校正”标出。此次校勘特点有：第一，因属于宋代国家级主持的大型校勘工作，故人力、财力、物力皆有良好的保障，其校勘人员素质好，校勘资料充实，校勘水平高。第二，是目前存世的最早对《素问》进行全面校定的代表作，故有较强的可靠性。第三，影响最深远。今天的传世《素问》本子皆是以王冰注、林亿校定的本子为母本的翻刻本。

    校诂派善于权衡诸家之说，充分重视宋代“新校正”所取得的成就，并能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如：

    《素问·调经论》：“神不足则悲”。

    新校正：“详王注云：‘悲，一为忧，误也。’按《甲乙经》及《太素》并全元起注本并作忧。”

    于鬯案：“此‘悲’字必以作为是。王注云：‘悲，一作。误也。’则以不误为误矣。然固明有作之一本也。林校正引《甲乙经》及《太素》并全元起注本，亦并作。上文云：‘神有余则笑不休’，与休叶韵，若作悲，则失韵矣。盖字古作，与悲亦形相似而误也。”

    注释派吴昆、马莳、张介宾、张志聪、高士宗等，对《新校正》内容基本忽略不计，多直接随文释义，凌驾于原文语意基础之上而发挥出诸家之说。尤其是有些经文的差异，涉及到根本对立的不同结果，诸如“阴”与“阳”、“上”与“下”、“已”与“己”、“锡”与“饧”、“不堪”与“不甚”、“不得卧”与“不时卧”等，往往一字之差，而意义则与原文医理之旨大相径庭。注释派对此的忽视是其医学治学致命的薄弱环节，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其次，对前人的失误，也能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如：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王冰注：“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

    马莳注：“惟圣人为能行之，彼愚人则当佩服之。”

    张介宾注：“圣人与道无违，故能行之；愚者信道不笃，故但佩服而已。”

    张志聪注：“愚者止于佩服，而不能修为。”

    高士宗注：“圣人行之先，愚者佩之于后，佩之而从阴阳，则生；不能佩而逆之，则死。”

    王冰及后世注释家们多将“佩”望文生义为“佩服”。这里应以通假训“佩”通“倍”或“悖”，胡澍、俞樾、孙诒让、于鬯等校诂派以雄厚的小学功底进行较为严密、科学的考证，有理有据地指出了王冰等注释家注说中存在的诸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