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中医眼科文献探讨眼科辨证论治特点

    摘要：清代前中期中医眼科文献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记载技术之进步，展现出中医眼科发展的一个高峰。综观清代中医文献所载内容，中医的治疗技术已发展到较高水平。清代眼科文献中医眼科辨证论治上展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应用金针拨障的眼科手术技术发展趋于高峰和把眼科辨治理论与内科辨治理论相结合从整体认识眼科，为眼科治疗建立起一套整体辨证论治的体系奠定了基础。

    清代前中期中医眼科文献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记载技术之进步，展现出中医眼科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清代中医眼科文献记载的众多辨证论治眼疾的医学特点之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为应用金针拨障的眼科手术技术发展趋于高峰；二为眼科辨治理论和内科辨治理论相结合，扩大了从整体认识眼科的范围。

    金针拨障术的发展提高

    金针拨障术主要用于治疗白内障眼疾。其记载最早见于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1］，其云：白内障眼病初起时，患者“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患者病情发展一般缓慢，“渐渐不明，久历年岁，遂致失明。”关于此病的鉴别症状，白内障患者除视力变化外，眼与头部的感觉“不痛不痒”。眼部检查，发现“唯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其障，作青白色”。书中对白内障与眼底病也进行了鉴别，指出眼底病“外形不异，只不见物而已”，或“眼中一无所见”，即眼中没有青白色的内障。白内障患者“虽不辨物，猷知明暗三光，知昼知夜”，可知到白内障后期，患者虽不能辨别人物，但仍有光感。其时治疗方法：“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然开去而见白日。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

    王焘《外台秘要》所载的眼科疾病，吸取晋唐以来各家内容，其中包括谢道人所撰的《天竺经》。《外台秘要 ·天竺经论眼序》注文云：“陇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1］据考证，“胡僧”是印度僧人，故认为“金针拨障术”是印度传来的一种眼科手术。白居易所阅的《龙树论》，可能是随佛教传来的印度医药文献。但从现存《医方类聚》引辑的《龙树菩萨眼论》以及宋代《太平圣惠方》的内容来看，却看不到印度医学的内容，主要属于我国传统的医理，由此推测，印度传来的眼科在当时可能已被我国医学所融化，并通过我国医学家的临床改良与创新。

    隋唐以后的医学书籍，有关金针拨障术的记载越来越细致，表明古代医家在临床中获得了更为具体的经验。

    宋代出现的眼科专著《眼科龙木论》，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眼科著作，书中辑宋以前若干医书中有关眼科的内容，其中有用拨障术治疗眼疾的内容，并且对于各型“老年性、先天性、外伤性、并发性”白内障的病因、症状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对白内障眼病的检查、诊断、手术适应症、禁忌症以及手术前后的准备、手术方法、术后护理等，也均作了确切的论述，至今仍有理论价值。

    明代，我国医学文献中又出现了一本名叫《银海精微》的眼科专著，书中记载了廉、洗、针、烙等眼科手术，其中对金针拨障术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此外，明代王肯堂的《证论准绳》（1602年）、明末清初傅仁宇的《审视瑶函》（1644年）、清代张璐的《张氏医通》（1695年）以及吴谦等集体编撰的《医宗金鉴》（1742年）等书，均对金针拨障术有介绍。 张璐之子张飞畴为17世纪眼科医家，在《张氏医通》内，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宝贵意见，附有7个病案报告。书中还介绍了一种“过梁针”手法，即医生给患者左眼施行手术时，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术时，则用左手操作。如左手操作不习惯，可用右手由患者内侧角膜缘外进针，但手和拨障针要横越鼻梁，故称“过梁针”。书中提到有的患者由于鼻梁高耸，影响手指进针，因此做这种手术的医生最好能学会两手均能操作。尤为可贵的是书中提出：“凡初习针时，不得以人目轻试，宜针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 这反映出当时眼科医家对手术治疗技术求精求严、讲求科学，以及对病人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