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善其身”到“则为良医”

    “忠以事君，孝以事亲”，疗君亲之疾是尽忠孝之道，故忠孝观念激发了许多人投身于医道。前已多次赘述，晚明时期，随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不可为性，“孝”成为此辈追寻的唯一目标。“黄君廷珍，故廉宪石崖公之季子也。幼尝习举子业，濒于成矣，既即世，廷珍以母老，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医也，因弃其所学留意于轩歧之术。”（见：费宏著《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九·赠戈阳医学训科黄君廷珍序》，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四年吴遵之刻本）又“处士姓舒，讳寅，字式甫，……处士生而纯恪，端慎。少长受业于邑令。世父韶及叔父升通经史，大有造诣，人或以名科待之，乃累不偶于有司。继父病濒危，殆尽邑中，莫有良医穷其病者，因叹曰：‘为人子者，信乎不可不知医也。’即移其所志于医术。”（见：刘春著《东川刘文简公集·卷一九·明故舒处士墓志铭》，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三年刘起综刻本）

    弃仕从医者。同样存在“忠以事君，孝以事亲”的纠纷而最终选择“孝以事亲”。如明代医家王伦，进士出身，本为官吏，后因父病而从医。另一类型则以大医家张介宾为代表，他就是因官场失意转而向医。

    以上均从晚明医之身世背景来分析由于晚明外部社会环境的破坏导致的弃仕从医，士在“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儒家理论指导下，继续固守已被大大压缩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论。明初，医生的另一重身份多以儒自称，并以儒而自豪，“儒而耻医，则医皆庸人之为矣。”（见：《续修四库全书·杨文恪公文集·卷一五·名医录序》）又“惜南吉壮年未学先宋大儒君子性命之学，顾以其材质之良，反从事于攻医……”。（见：刘永著《刘尚宾文续集·卷二·欧阳南吉医士序》，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明永乐刘绌刻、成化刘衢增修本）对医之职业鄙视亦可见一斑，往往此辈第一身份是儒，第二身份为医，医往往寄于儒下，“……将以求夫圣贤，所以教人存心济世之术，穷理格物之要，因扁之曰杏林书室，盖儒而隐于医者也。……然则格物穷理之学，医岂可以少哉？而医又可舍夫儒哉？士有济世之心，苟不表见于时，则必托于方技以自晦，所以求其志诚非学不能也。”（见：陈循著《芳洲文集·卷六·杏林书室记》，影印山东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陈以跃刻后印本）至晚明人们逐渐对儒这一存在身份进行重新评价和再认识，而客观之环境又不允许以其为突破口而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道义的接轨，“君笑曰：‘□道盖是也。’继而叹曰：‘吾先世多贵，□可便泽□我而自泯耶，闻医之为术可利人，与良相等，行吾志者，其在是乎？’即去而业医。”（见：秦夔著《五峰遗稿·卷一九·有恒处士葛君墓志铭》，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元年秦锐等刻本）不再以儒为首要的价值寄托，往往充当第一身份的是医，而非儒，况此身份多为处士所代替。“处士”据《辞海》解释为“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此定义多从这一群体的生存方式来说，而非从其精神信仰。但“不仕”的概念则直接指出了与之联系紧密的“儒”在此辈心中地位的下降，虽内里并未完全抛除儒，但亦可见与儒相关之“仕”的恶化对他们心理造成的影响。

    此一时期医生继承发扬了淡泊名利的传统医者品质，以个体为单位来阐发儒家以济世利天下的人生最高理想，时人称医术为仁术即为此道理。明代名医李梃在《医学入门》一书里专门提到：医生“不可以过取重索，但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明代另一名医龚廷贤还特意著《医家十要》来告诫医者：“一存仁心，乃见良箴，博施济公，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个体之表现亦相当可观，“……胸次独恢廓。……杏且不索种，况问谢厚薄。会赴圣主君，乃志在丘壑。”（见：汪舜民著《静轩先生文集·卷二·赠王医士惟颙》，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六年张鹏刻本）随着医者生存方式由“仕”转向“隐”，他们愈来愈具有处士的风格，并多以处士自鸣，渐渐飘离“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主题，“处士名伦，字时宪，姓鲍氏……自少性颛而静，不与凡儿为伍，……秦有善针者，客于汴，偶治狂疾得名，人购其术，靳而弗传，知处士不苟，独授之。”（见：汪舜民著《静轩先生文集·卷一四·明故乐静处士墓志铭》，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六年张鹏刻本）后又记他治疗病人谨慎，多举善事，周济乡人，并把所学传于子，自己则优游乡间。于此，医者与处士形成共鸣，医者在选择继承人时亦较倾向于具有处士此一性格之人物。在《题盛御医菊卷》中用“黄花采采东篱下，不但当年靖节知”的语句，亦可见即使当朝御医，其处士之风亦油然而生，而“飘然复乞归，林下无束缚”（见：汪舜民著《静轩先生文集·卷二·赠王医士惟颙》，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正德六年张鹏刻本），更是道破了此时医生洒脱的人格魅力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