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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代,古人已注意讲究卫生以预防疾病,如在个人卫生方面,提倡勤洗手脸、沐浴、漱口、不食腐败有毒食物等。1935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殷王墓中,已出土壶、盂、勺、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周代人们更重视定期沐浴。《礼记》记载“鸡初鸣,咸盥漱”,指出沐浴应以热水为佳;并初步认识到情志失常、饮食不节等,均可导致疾病的发生而应谨慎防之。
对于环境卫生,古人亦较重视。相传黄帝时代已经有了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说法,这对于搞好饮水卫生显然大有益处。商周时期,随着人们对防病认识的提高,逐步采取了一些改善环境卫生的措施,如在殷墟遗址和在郑州附近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商代有用以排除积水的地下管道;甲骨文中载有牛棚、猪圈等字样,以及洒水、清扫和除虫资料;敦煌壁画中,有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表明此间比较重视环境卫生。又如《周礼》、《仪礼》、《诗经》、《左传》、《管子》等经典著作中还记载有许多卫生防病的方法,包括饮食卫生,除害灭病,疏通水渠,居住环境设施,乃至预防狂犬病等等。可以认为:这一历史时期,古人是把人类当作自然界的一种生物体来看待,针对自然界各种有害因素对人体的侵袭,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预防措施虽然比较原始落后,但是,它充分显示出中医预防学业已萌芽。
此外在优生优育方面,古人亦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主张。如《周礼》提倡“男三十娶,女二十嫁”、“礼不娶同姓”;《左传》亦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其见解显然是正确的。
二、中医预防学的初步形成阶段(战国~晋隋)
如果说从远古至春秋是中医预防学的萌芽时期,那么大约从战国、秦汉直到隋代则是中医预防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一时期,人类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促进了中医预防事业的向前发展。人们从单纯地针对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进行预防,逐步发展到对生物体从生理、病理、心理、社会诸方面采取防病措施;从被动的防病逐步发展到主动的预防,且方法有了明显改进;不仅注重实践,并开始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分析防病机理,相关著作或专论亦不断产生。
(一)关于预防思想:《黄帝内经》主要产生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其中有关预防的论述构成了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首篇《上古天真论》主要阐发了养生防病措施;次篇《四季调神大论》进一步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汉代《淮南子》谓:“良医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仲景也把“治未病”者称为”上工”,充分强调防病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皇甫谧的《甲乙经》、葛洪的《肘后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均从各个不同角度阐述了防病问题。如《诸病源候论》曾指出:“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故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这些不同的学术论点,为中医预防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关于瘟疫预防:在我国历代典籍中屡有瘟疫的记载,至汉代则更为翔实。由于瘟疫猖獗,给人们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当时的医家曾对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在世界上首先作了详细的描述;对传染病的传播方式进行了研究;并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如《素问·遗篇·刺法论》载“小金丹……服十粒,无疫干也”;防止与病人接触及水源、饮食污染;采取隔离措施,以阻止疫病的传播。《晋书》载云:“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不得入宫”。隋代曾设“厉人坊”来隔离麻风病人……。这些均为有效的防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