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讲学盛名传，尊经维旧成一体

    钱塘学派最早研究《伤寒论》的是张卿子。他认为“仲景之书，精入无论，非善读，未免滞于语下。诸家论述，各有发明，而聊摄成氏引经析义，尤称详洽，如抵牾附会，间或时有，然诸家莫能胜之，初学不能舍此索途也。悉依旧本，不敢专取。”他以成氏《注解伤寒论》为蓝本，根据临证的切身体会，并参合朱肱等诸家说，撰成《张卿子伤寒论》。他虽然很推崇成注本，但也不盲从。如对《辨痉湿暍脉证篇》中某些条文的成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张志聪研究《伤寒论》不仅继承了张遂辰“维护旧论”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更有力的论据，取得的成果也比遂辰大。他虽为遂辰门徒，但对遂辰的观点并非全盘接受，不少地方的见解和遂辰颇不一致，如对成无己的许多主要论点，他都持有异议，远不如遂辰那样赞赏成氏。张志聪对《伤寒论》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和精辟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他奠定了《伤寒论》的气化学说，认为“学者当于大论中之五运六气承之，伤寒之义，思过半矣”。他提出不通读《素问》中的七篇“大论”，不懂五运六气就谈不上学《伤寒论》。志聪还提出了《伤寒论》以护养胃气为重要法则，对后学甚有启迪。由此，张锡驹还专门著述了《胃气论》来发挥其师兄的这一思想。张志聪研究《伤寒论》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著作曾三易其稿：初集为《伤寒论宗印》，二集为《伤寒论纲目》，三集为影响最大的《伤寒论集注》。《集注》是他一生研究《伤寒论》的结晶，也是钱塘学派的代表作。仲学辂评介《集注》说：“凡阴阳气血之生始出入，脏腑经络之交会贯通，无不了如指掌矣。隐庵之功，岂在仲景之下欤。”

    张锡驹所撰《伤寒论直解》，基本上是“依隐庵《集注》之分章节。”但他对成氏的评价不如志聪那样偏激，认为“有成注而书得以传”。可也批评了成氏注文的艰晦，指出“有成注而意反艰滞。”他的《伤寒论直解》由于文宇通俗、质朴不浮，问世后流传较广，深为医家所习诵。古吴薛公望还曾编过《伤寒论直解证歌诀》，载于唐大烈的《吴医汇讲》中。

    高世拭虽无研究《伤寒论》的专著面世，但他协助其师张志聪，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尤其是在志聪故世厉，他辑补了《伤寒论集注》，并使之付梓。《集注》的文宇能如此浅明，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世拭之笔力。

    钱塘学派中对《内经》研究的医家主要是张志聪和高世拭，代表作为张志聪的《内经集注》和高世拭的《素问直解》。其特色主要是注释力求完整。在他们之前，一般医家以《灵枢》只言针道而单注《素问》。其间虽有马玄台氏全注作《内经发微》，但马氏在注《灵枢》时亦以言针道见长。钱塘学派认为《素问》言起病之源，以阐发病机为主；《灵枢》虽专言针道，但针药同理，包含治病之理，以阐发治法为主，故将两者合参，方为全面。其次，钱塘学派发挥集体力量，采用了集体编纂的方法，以张志聪为主，同学参订，门人核正，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历时五年终于完成。这在《内经》注家中及医学史上是少见的。在注释中，钱塘学派在文字上下了一番苦心，力求注释浅明易懂，以利医理之阐发。张志聪因经文太玄奥而著《集注》予以疏通，而高世拭又因志聪《集注》文尚艰晦而再撰《直解》。另外，士宗的《直解》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钱塘学派形成于清初，发达于康乾，延伸至光绪，历二百余年而不衰，在我国医学史上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为祖国医学之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在医学史上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她，它值得中医界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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