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社会历史及其与壮医药的关系

晋代稽含著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记载了许多壮族用药，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涉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侯服。遂解"。"雍，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疏也。冶葛有大毒，以雍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但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豆寇花......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交州在当时包括广西部分地区。

晋代葛洪在所著《肘后方》中有关岭南壮医壮药的记载不少。如书中记载了岭南土俚(壮族先辈) 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恙虫病)的经验,而对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 , 多次提及。在论述毒箭时指出:"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里焦铜作镞......才伤皮便红肿溃烂而死......若有中之，即使餐粪，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岭南地区的毒药记载更详:"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痒。"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若中毒微觉 , 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言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 "。并说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蕉、芭蕉等"岭南皆有"。书中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卷七所记"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人身，其与射工相似皆杀人。"并指出此病见于岭南。按此描述，与恙虫病生活形态、发病情况、临床特征等较符合，而且葛洪提到的一些预防方法，也都是有效的。

另外,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著作对于岭南的壮医壮药也有所记载。

第五章 壮族医药的初步形成与发展(唐宋～民国)

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明清时期中医与壮医的互相渗透，使壮医迅速发展，壮医理论开始萌芽，壮药使用的品种范围更加扩大，用药经验日趋丰富，诊疗技术进一步提高，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十余种治疗方法，创造了大量的验方、秘方，发明了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术，医学著作及名医随之产生，为壮医的初步形成打下了基础。

第一节 壮医理论的萌芽

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对壮族医药学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陶针、金针等治疗方法的广泛使用，壮医药知识也由零星积累逐渐系统化，大约在唐宋之际，壮医理论已处于萌芽状态，其标志是壮医对岭南及壮族地区常见和多发的瘴、毒、蛊、痧、风、湿等病证的防治达到丁相当的水平。

一、对瘴病、痧病的认识

在这一时期，由于壮医理论的萌芽和医疗经验的积累、发展，使壮医对壮族地区多发病、常见病有了较明确、较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瘴病、痧病的认识从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分类到治疗预防等都达到了-定的水平。

壮族地区地处亚热带丘陵山区，山峦叠嶂，丘陵延绵，江河纵横，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植被茂密，动物繁多。这种自然气候环境为壮族先民的生存，提供了便利，同时乜利于疾病的滋长，尤其是炎热多雨的气候，使动物的尸体及败草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瘴毒，严重地威胁着壮族先民的生命。从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了解当时对"瘴"的认识水平。如《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士多瘴气，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见岭南瘴气为害之烈。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瘴气是由"杂毒因暖而生"及"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指出："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又说："两江(按：指左江、右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以及"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疹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其中人如疟状。"明确指出瘴气症状如疟疾。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瘴疾的壮医治疗方法，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盖天气郁蒸，阳气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出自壮医之手，但作者是在壮族地区为官多年，对当地风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物，因而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反映了当时壮医对瘴病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