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社会历史及其与壮医药的关系

由此我们知道壮族先民对药物的认识起源于生活、生产实践中,随着农业及狩猎的发展,先民们逐渐认识了植物药及动物药,随着采矿业的兴起,逐渐认识了矿物药,并逐渐总结积累,渐而发展成为壮医的药物治疗方法。

1976年,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植物种子和果实,经广西农学院(今广西大学)及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计有: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橘子、李、梅、青杨梅、橄榄核、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芋、纤维状物品。这些植物中,有不少是药用植物,说明当时在壮族地区已普遍使用植物药治病防病,药物疗法已有一定的根基。

第三节 古代科技与壮医药

《壮族通史》指出:"瓯骆地区铜、锡等矿藏丰富，燃料充足，具有发展青铜冶铸业的有利条件。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回骆人开始学会冶铸青铜器以后，逐步积累了经验，冶铸技术亦不断提高。秦汉时期乃至隋代,随着中原人民的不断南迁以及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加上瓯骆工匠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生产组织的日趋严密，进一步促进了瓯骆地区矿产的开发和冶铸业的发展,生产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工艺也更为复杂精致，并且多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风格。"据专家考证，"壮族的自然科学发端甚早，远在两千多年前，己能将当时视为自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用于铸造铜鼓的太阳纹","壮族祖先掌握铜鼓割圆的技术和汉族及古希腊差不多"。最能反映古骆越科技成就的是铜鼓的铸造和使用。"铜鼓既是骆越青铜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也是骆越青铜冶铸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表明自先秦以后,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日趋精湛,且具有相当水平。最主要是反映在铜鼓的制作上，而由骆越铜鼓所反映出来的壮族地区高度的科技水平和冶铸水平与针刺疗法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例如,从考古发现的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墓葬群出土的青铜针来看,壮族先民的针刺用具在先秦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从已报道的出土针具的比较来看,武鸣马头乡青铜针、贵港银针、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青铜砭针、洛阳西高崖针、河北满城金银针等,尽管在形制上有区域性差异,但质地上都差不多,而武鸣马头乡青铜针年代最早,贵港银针的形制与现代针具更加接近,足以表明其在当时的先进性。可见壮医药与古代科技密切相关,并随着古代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积累经验向前迈进。

第四节 卫生保健和环保意识

从考古挖掘的文物来看，壮族先民早已有了良好的卫生保健和环保意识。如从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晚期墓出士的铜凤灯，烟尘通过口含的喇叭形口罩，经颈部进入腹腔 (腹腔内盛水)消入水里 ，有消烟作用，防止烟进入大气，污染空气，这充分说明了2000多年前壮族先民己有了防止大气污染，保护环境的意识;在广东钟山东汉墓出土的陶厕所模型表明至少从东汉开始，壮民已知道建造厕所使大小便有固定场所,这是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同时也保护了环境的卫生；广西贵港汉墓出士的陶井模型，井上有篷盖,可见当时的壮民已注意保护饮用水的卫生。另外，一些卫生用具的出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壮族先民早在2000年前就养成了一些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如广西贵港新村11号东汉墓出土的陶虎子 (溺器,即现在使用的尿壶), 广西贵港罗泊湾西汉墓出土的婆金铜挖耳勺，广西荔浦县兴坪汉墓出土的陶痰孟,广西贵港罗泊湾M1、M2号西汉墓出土的陶盒(其中一陶盒内盛有铁冬青) 以及广西合浦县堂排二号汉墓(西汉晚期)出土的内盛铁冬青的铜碗等。这些对卫生保健的认识在当时社会发展缓慢、生产力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五节 有关文献记载

自秦代以来，壮医药知识有了新的积累，新的药物品种不断增加，对一些原有的药物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用途，诊疗经验也进一步得到积累总结，有关壮医药知识的记载也有所增加。例如，成书于东汉年间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所载的365味药中，壮医盛产的菌桂、牡桂、意苡仁、钟乳石等被收人。该书中"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 "、有"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病"等作用的下品药125种，壮族地区大多有出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