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桔梗谣》、汉医与《古书医言》

    吉益东洞氏对传入日本的汉医是不满的，这种不满其实又因于中国医学传统本身对于医道的遮蔽。于是，吉益东洞便希望从中国医学发轫之初，去寻找医之正确的规矩准绳。以他的眼力所见，汉之前的医学建立在对疾病发于毒的朴素认识上，因此凡是有违于这一认识的观点，即使是经典话语，他也敢于怀疑、大胆辩驳。他引申《尚书》、《周礼》等文献，坚持把死生与疾病看作绝不可混同的两回事，“死生者天之主也，疾病者医之主也”，“造化不混于人事，万病惟为一毒”，知死生是空言虚道，不能救疾病，不属医道，医道在于“但视毒之所在而治”，否则即非本职，“圣人不为”。

    问题恰恰就在中国医学总是把这两者混同一理，纠缠错结，致使医学误入歧途。有鉴于此，吉益东洞每见到谈阴阳、谈神气、谈天地造化、谈五行变易的话，总是大声提醒道：“此道家之论，疾医不为!”吉益东洞氏对道家之学抱着拒斥的态度，在他看来医道不明，就是由于道家那一套理论的遮蔽所造成的结果。道家把中国古老而朴素的疾医变成了只会推论却不能治疾的阴阳医，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汉代以后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日本汉医无疑属于汉代以后阴阳医的传统，其对于中国古典医学的真义却不甚了了，难怪连出身医学世家的吉益东洞，在医道问题上始终心存疑惑，感到茫然无路。现在他通过对“古训”的重新梳理和解释，终于恍然大悟，回到疾医，也就是回到治病以毒的医学本质，这才是吉益东洞寻求的正确途径，有了这条途径，一切就都变得简单易行了。

    在吉益东洞氏的心目中，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之“疾医之道”的，只一个人，即先秦时期的扁鹊。扁鹊之外，连尊为医圣的张仲景也不足称道，因为张仲景的医学已经掺入了阴阳道家在内，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疾医。“扁鹊者疾医也”，“不待切脉言病之所在”，吉益东洞在他有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三段读解文字里，非常赞赏太史公这句谨记事实的话，以为它客观地保存了扁鹊的疾医本色，使后人据此得以知晓扁鹊的真面目和真意义。吉益东洞氏毫不掩饰自己对疾医扁鹊重新发现的自得，他相信自己从扁鹊那儿看到了医道“至矣尽矣”的最高法则，至于扁鹊之后的医学，那就只能让他感到悲观失望了。作为疾医路线的正确代表，吉益东洞极力通过对扁鹊的发现和阐释，确认他的“惟毒论”。至此，我应该指出，这部《古书医言》，其实没有第二个主题，它惟一要讲的就是一个“毒”字。吉益东洞氏并不随便乱摘乱引，有关典籍文献里那些看上去驳杂的片言只语，经过他的梳理和连缀，就都围绕着“毒”字展开的。这是著者的用心之处，也是这本书试图“颠覆”中国医学传统，进而改写日本汉医的本意所在。

    从人类生活的本源，看毒对于医学的意义，这一点吉益东洞氏很容易就根据先秦典籍得出了他需要的结论。不过重要问题则在于，自先秦医学发轫于对毒的认识和使用以后，中国医学在什么时候又放弃了这个医学的基点?显然，恰恰由于道家之论对于中国古典医学的遮蔽，才造成人们对于毒的历史遗忘。这一遗忘的事实，可以从后来把“毒药”改为“良药”的语词变化中得到证明。人们已经被道家的言说迷惑了，再也想不起来“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聚毒药以供医事”这些简明的古训。后世医家离开了“万病惟毒”的常识，更多地着迷于道家那些玄妙的理论，在吉益东洞看来，他们全变成了仓公淳于意、孙思邈一类人物。毒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最初面对的东西，也是人类能够直接理解和把握的东西，毒给人类身体带来了疾病，人们对它十分畏怕，但是人们根据生活经验，又找到了用毒来克制毒，驱除疾病保全身体的方法。后世之人却失去了先民们的那份明智，不但不知毒的危害，亦不知使用毒的原则，居然把毒当作保养补益的良药，拿它求取长生不老、得道升仙，如此岂非极大的愚昧吗?作为一个执着地把毒看作医学发生和发展惟一依据的学者，吉益东洞以此断定中国医学走向穷途，就在于五石汤之类一出，服食家便起而代替了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之辈，妄尊信之混于医，从此而后，正去邪来，论高术卑，医道绝灭，二千有余年于此”。说到这里?他真有点义形于色了。也许吉益东洞确实击中了汉代以后中国医学的要害，无论他怎样把毒视为医学至道而出语偏颇，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观点有一种归真返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