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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医事杂论类的卷子17种。多首尾残缺,撰写和抄写年代不详。值得进一步整理研究。
研究价值
1、丰富了隋唐前后的医学典籍,尤其丰富了魏晋南北朝的医学文献
敦煌医学卷子主要是隋唐五代写本,不少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原件抄本,有的卷子编撰时间更早。如P·3481是现存最早的《灵枢经》残断;P·3287卷子的内容是王冰编次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的文字。P·3714是《新修本草》最近古抄本,比日本传本还要早60多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六朝时期的写本,如龙·530卷子经多人考证(小川琢治、范行准、马继兴等)认为是六朝写本;再如《亡名氏脉经第一种》根据马继兴推测其撰年也在六朝时期。此外,隋唐时期的写本必然蕴涵着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研究提供巨大的参考价值。就内容而言,敦煌医学卷子中有些是首次发现而未见传世的古医籍,如S·5614《平脉略例》,S·6168灸经图卷、P·3655《明堂五脏论》、P·3477《玄感脉经》等等。此外,通过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研究,发现了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代“经方”。根据马继兴考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文中记载有小、大“六神”汤方。而今本《伤寒论》中只有四神中的三神,而敦煌本则完整无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还辑录了古医方类著作《汤液经法》及《桐君采药录》两部古书部分佚文。
2、为古医籍的校勘和辑佚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国的一些重要医籍,或原书早佚,仅在后世著作中引有佚文;或今虽有传世本,而需校勘者。敦煌卷子中保留的原书古抄本,为这些古籍的辑佚和校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如P·3287《三部九候论》是组成《素问·三部九候论》的一篇重要原文,因而可校勘该篇;P·3481《病形脉诊》可供校勘今本《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等等。由唐代政府组织官方撰著的《新修本草》,自宋代以后早无传本。敦煌遗书中有关《新修本草》的卷子有四种,即S·4534、S·3822、P·3714、及李氏旧藏(甲、乙、丙、丁各本),均系早期不同的传本。再如《食疗本草》原书早佚,仅存佚文,S·76《食疗本草》残卷即为其早期写本之一。敦煌卷子的抄写年代下限为公元1060年左右,大多为唐代写本,从而为医学史考证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3、反映了隋唐五代及前后医药学术成就
敦煌医经残卷反映了当时医学理论和脉学的成就。而针灸方面,隋唐以后医家详于针而略于灸,敦煌出土的针灸卷子有两部是灸疗专著,是目前保存最古的汉文灸疗图。文中记载灸耳尖阴会穴治疗眼赤疮翳以及用灸法治疗急症等记载,反映了灸法在当时被用于急症治疗的概况。在本草卷子方面,如龙·530《本草经集注》残卷中,将中药分为石、草、虫、兽、果、米等类,创造了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文中并可见十八反药的最早记载。关于医方残卷,甚为珍贵。因大多数是六朝、隋唐时期临床医家的效验方。内容广泛,涵概内、外、妇、儿,尤其是用于急救的有效验方颇多,为现代临床医家提高中医药在急症方面的应用及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资料。
4、敦煌藏医药卷子说明了藏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通过对敦煌藏医药卷子的研究发现“火灸疗法”有其独特的取穴方法,并且受当时的印度医学影响极深,此外也揭示出藏医药学与汉族中医药学早期密切的关系,是祖国医药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5、解决了在医学史研究中若干长期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