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医家论治骨痹(骨关节炎)临床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医学史 明清 痹证 骨关节炎 中医药疗法

    摘要：本文从明清中医古籍入手，研究这一时期中医治疗骨痹(骨关节炎)的理论发展与创新。本研究在大量古今中医文献的基础上，以明清医家论治骨痹的著作、方药、医案为主要辨析依据，通过对其文献的搜集、整理，并建立数据库系统，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归纳。研究显示，明清医家治疗骨痹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肾实则骨有生气”、“痹有瘀血”、“久病入络”理论作为指导理论，从而形成了其治疗原则的特色，如“补肝肾以壮筋骨”、“活血化瘀以止痛”、“补火通阳以散寒湿”的原则。

    骨关节炎(Osteoarthristis,简称OA)是一种多发于中老年人的慢性、变性性风湿性疾病，其发病呈世界性分布，是最常见的关节炎。OA在古代也普遍存在，考古所见原始人的遗骨中，就发现有骨质增生的。目前西医对此病尚无特效治疗，多依靠非甾体类药物减轻局部疼痛，但这类药物长期服用，会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如胃溃疡、胃出血、肝肾损害等。而运用中医药在治疗OA方面却能取得较好的疗效。因此本文从OA临床研究的实际出发，搜集和整理明清时期有关治疗OA的文献资料，以医家的著作、方药、医案为辨析依据，从医学的连续性、渗透性、发展性方面探讨这一时期中医治疗OA的指导理论，为中医治疗OA选方用药，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根据OA在临床上以缓慢性关节疼痛，僵硬，肿大，伴关节功能障碍等为主要表现；它主要影响人体可动关节的病位特点，如髋关节、膝关节、颈椎、腰椎等。该病可属于中医“痹证”、“骨痹”等范畴，通过分析、研究《普济方》、《奇效良方》、《医方类聚》、《本草纲目》、《景岳全书》、《临证指南医案》、《张氏医通》、《杂病源流犀烛》、《医宗金鉴》、《医门法律》、《证治汇补》、《医碥》、《医级》、《医林改错》、《类证治裁》等34部明清时期的中医古籍，可以发现，由于明清时期在中医基础理论与临证实践的飞跃发展，其在痹证治疗理论上有三个重大发展，并成为论治骨痹的主要指导思想。

    “肾主骨”理论的成熟

    “肾主骨”理论早在《内经》中就已提出。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指出：“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这是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及其骨骼发育、退化、衰老过程的最早的认识。并应用这一理论对骨痹病因病机的阐释，如《素问·逆调论》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这些说明了肾气虚弱是发生骨痹的内在机制。而“肾主骨”理论的成熟阶段在明清时期，表现有二：①杨清叟根据《内经》“肾主骨”的理论，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骨痈疽的根源是肾虚，提出了“肾实则骨有生气”的论点(《外科集验方·服药通变方第一》［1］)具体地阐明了肾与骨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关系，这是《内经》“肾主骨”理论，经1500年的实践检验后的再总结。②明清命门学说大盛，影响到骨伤科领域，突出表现在医家开始重视补肾与治伤的关系，正如薛己谓“筋骨作痛，肝肾之气伤也”。(《正体类要·主治大法》［2］)薛氏用补肾法治伤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功。明清基础理论的发展，繁荣了这一时期伤骨科的学术争鸣，而“肾实则骨有生气”的学术观点并进一步被推崇，从而成为明清时期论治骨痹的理论依据。如温补学派的代表医家张景岳在论治痹证时指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3］中对于颈项强痛病因病机的认识：“人多有挫闪，及久坐失枕而致，颈项不可转移者，由肾虚不能生肝，肝虚无以养筋，故机关不利。”张璐在《张氏医通·诸痛门》中论膝痛记载：“膝者，筋之府，无有不因肝肾虚者，虚者风寒湿气袭之。”《卫生宝鉴》云：“老年腰膝久痛，牵引少腹两足，不堪步履，奇经之脉，隶于肝肾为多。”以上诸家的论述都强调了肝肾虚弱是骨痹发生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