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食金丹的起源及其在魏晋和唐代的盛行

    鼎盛于唐代

    唐代诸帝迷恋服食丹药，古往今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清人赵翼曾有专门论述，今人也有不少很好的见解［12］。传统的观点认为，唐代诸帝服食金丹药的主要动因是迷信道教神仙之说，妄图祈求长生不死。但这种观点很难以解释唐代诸帝明知神仙虚妄，却不吸取先辈教训，前赴后继地沉湎于金丹服饵之术的现象，甚至有的帝王年纪轻轻，就迷恋于此道而不能自拔，直到殒命。其实，唐代诸帝迷于金丹服饵术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而身体因素以及唐帝室家族中有可能是遗传的一种病症——“风疾”，是导致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术的一个重要原因［13］。考察唐代帝王生活，诸帝大都自幼生长深宫，锦衣玉食，体质本来就不甚健壮，及至登基以后，更少了约束，内宠成群，加之政事杂务以及恶劣的情绪和不良的生活方式，使其体质愈虚，极易产生疾病。历史上记载的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祖孙三代，唐顺宗与唐穆宗、宣宗祖孙，唐穆宗与宣宗两兄弟，唐穆宗与文宗父子，均患了一种很复杂的疾病，临床上常出现头痛眩晕、抽搐、痉挛、肢体颤抖、麻木、蠕动、口眼歪斜、言语不利、步履不稳，甚至突然昏厥、不省人事、半身不遂等症状［14］，这些与西医所说的与遗传有关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中风等的临床表现相似，当与遗传有关，且死亡率极高。

    从诸帝所患的“风疾”来看，服用炼制金丹的药物，的确会有一定的疗效。如朱砂可镇心安神，治心神不宁、心悸、惊风癫痫、卒昏抽搐；雄黄可治哮喘、惊痫；白矾可治风痰所致之昏厥、癫痫、癫狂；磁石可镇惊安神、平肝潜阳、明目聪耳，治惊悸癫痫、肝阳上亢之头痛目眩、急躁易怒；铜青可利风痰明目；紫石英镇心［15～16］；据倪静庵的经验［17］，硫化汞类丹药，以木香磨水灌之，可治中风痰厥，面青不省人事。但服用以这些成分配制的药物应非常谨慎，如银屑，唐·苏恭是将银屑与水银、硝石、盐在一起炮制，这是非常有害的方法，水银本身有毒，银与水银、硝石、盐在一起升炼，最终可生成氯化高汞、氯化亚汞、AgNO3、AgC1等物，均为剧毒品。又如砒石，《雷公炮炙论》有“火煅从巳至申，……入瓶再煅”的制法，砒石经火升华为砒霜，毒性更甚，内服极为有害［18］。

    方士和道教徒们给帝王冶制的丹药，多经过长时间的火冶、水溶，势必会使药物产生巨大的毒性，服之过量，致“头痛欲裂”、“腰痛欲折”、“腹胀欲决甚者断衣带”、“心痛如刺”、“百节酸疼”、“温温欲吐”、“大便当变于常，故小青黑色”［19］、“口舌与牙根糜烂”［20］，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促其早死。历史上记载的因服食金丹而断送的唐朝皇帝自太宗以下至少就有六人［21］。俗语说“上行下效”，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服食者甚众，丧身殒命者不乏其人。连有些文人墨客有识之士也误入歧途，据白居易描述：“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立)夸药力，终日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白氏长庆集》)［22］

    唐代醉心于服食金石的现象可以从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解毒并杂治》中窥见一斑：“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恶疮疥癣温疫疟疾，年年常患，寝食不安，兴居常恶，非止己事不康，生子难育。所以石在身中，万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髓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暑，不著诸病，是以大须服。”［2］

    唐代服食丹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中毒致死现象亦趋严重，所以人们对炼丹术产生怀疑，甚至炼丹者本人也有此疑虑。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年)阴真人《玄解录》中曾说：“点化药多用诸矾石、消硇之类，共结成毒。金砂入五脏内未有不死之兆，甚错矣!世人不知以前服者有不死之人。”［3］可以说在唐代炼丹术达到了鼎盛，后世就日趋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