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初探

    2《本草经集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文献。陶氏撰著《本草经集注》在序中自称：汉魏本草诸书“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并此序录，合为三卷。”［5］明确指出此书是由古本草内容与名医副品两个部分合编而成的。在编写方面，除序录外，将所有药物分为7类，各类药物又分上、中、下品，并采用朱墨分书，予以区别，朱书者为古本草内容，墨书则为名医副品及注释部分，三品则据《神农本经》为主而分(此书名此前未见著录)。其中朱书部分，陶氏明确指出是将古本草“苞综诸经、研括烦省”而来，并非摘自某一专籍，而是将所见多种本草综合整理选择所定，虽然保存了古代医家的用药经验，但已投以己见，摈去重复及已非常用药，进行了重新组合，既改变了参(考)选(择)各书的本来面貌，又非仅是一家之言，实际是将汉魏医家用药经验作了又一次归纳总结，在学术价值上有所提高，在内容上择精去芜，有所创新，是化费相当精力而编成的。“成书年代”当是作者将全书已经撰成并付诸刊行或传抄问世之日，而两汉魏晋各种本草类专籍现均已佚亡、无复留存，各书内容虽由陶氏引录，然经过整理、归纳，原貌全失，而成为《本草经集注》组成部分，仍认定为“现存”最早专籍已属非是，况当时并无《神农本草经》为名者。按《本草经集注》成书于公元500年(南齐永泰二年)，现存本草专籍全集无有比此书更早者，因此若论现存最早本草文献自当推许《本草经集注》而可当之无愧。

    若说《吴普本草》现已有辑本，岂非早于《集注》成书?答曰：《吴普本草》早于《集注》确实不错，然需知《吴普》原载药物441种；［1］而清代焦循辑复仅168药，近人尚志钧辑本亦不过200种，均不及原书之半，只能称为现存最早的半部本草文献而已。

    3《神农本草经》各种辑本主要源于《集注》朱书部分。陶氏《集注》问世160年后即被唐显庆四年(659年)修订的《新修本草》吸纳，由于两书先后佚失，后人为能窥及《神农本草经》全貌遂有辑复之举(按：“辑复”一词有欠妥善，盖原有该书因于佚失，通过辑录，复其原貌，是为辑复；本无《神农本草经》，谓之辑复从何谈起，若必称辑复，只能是辑复《集注》朱文内容而己)，据有关文献载称此举始于南宋［1］，明清及近代尤为盛行，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种左右，各种辑本之命名可分为两类：一是未用《神农本草经》之名，如王炎的《本草正经》，卢复、王运的《神农本草》，过孟起、曹元宇的《本草经》，姜国伊的《神农本经》，吴保神的《本经集义》等；另一类则迳以《神农本草经》为名，如二孙(孙星衍、孙冯翼)、顾观光、黄爽、汪宏、田伯良、蔡陆仙、刘复、尚志钧、王筠默以及日人森立等。各种辑本除王炎《本草正经》已佚外，其余各书由于参考文献不同(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证类本草》等)录载药物每有不同(如二孙本将六芝以及铁精、铁落、铁三药并为一条，另增升麻、粟米、黍米等)，主治功效有异(如败酱，顾本“主……疽、痔”；而孙本作“疸、痔”)等，但其共同点则无不主要以《集注》朱书作为蓝本，如大黄整条原文，顾观光、王筠默二氏辑本全同《新修》、《纲目》，无一字差异，是知现今所见《神农本草经》确为主要依据陶氏整理选辑之朱书内容无疑。

    据上所述，可见汉魏以前并无以《神农本草经》5字相联为本草专书名者，早期本草各书或已佚失未见存留，或仅存其半，未可谓之全书，陶氏据以整理选辑各书已非原貌，合以名医副品定名《本草经集注》成书，于公元500年问世，应视之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专籍；至于现今所见之《神农本草经》辑本，主要是录用《集注》朱书内容(或再加引其他文献)而成，只能依其辑复成书时间定其前后，不能称为现存最早之中药文献。以上结论，打破常说，深知有违有关学者论述，但其中实亦包括本文作者，盖此前撰述讲义、论文，乃至课堂教学亦宗前说，如主编《中药学》、所撰论文“历代中药学的发展与成就”，即称《神农本草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11］，为“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12］等，皆未经考证、人云亦云而已，现既洞悉昔日之非，误人之说从今自当改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