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校诂派学术渊源

    家学渊源加上胡澍本人的勤奋，使他对经书子书均极熟谙。少时所著《释人疏证》、《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俱毁于兵火。中年多病，因治医术，以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研治《内经》，“仿王念孙《读书杂志》例，作《内经校义》。”可惜胡氏《素问校义》只注了《素问》的前5篇，即从《上古天真论》到《阴阳应象大论》，共32条46则，从其校注所引《素问》原文篇目看，胡氏对《素问》已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校注时常言“辨见本条”，说明其校注已有全面系统的规划，却因病早逝，对《内经》的校注研究来说，实是巨大损失。皖派代表人物刘寿曾在《素问校义》序中感慨而言：“医家之有《内经》，博大精深，与儒家之五经同，而无义疏之学。”胡澍是以小学专门研究《内经》的第一人。《素问校义》在治《内经》的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其主要影响不仅仅在于32条具体注释，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以小学治《内经》的严谨学风和成功范例，开辟了《内经》训诂新学境。胡氏之后，俞樾、孙诒让、于鬯等相继而起，对《素问》进行专门校诂，从而形成了江戴朴学影响下的《素问》校诂派。

    俞樾与《内经辨言》［5］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清代浙江德清县人。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将俞樾归为皖派朴学家，并言：“年甫三十八，乃壹意治经。始读高邮王氏书，善之，自是专依为宗。”［3］俞氏治经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宗，谓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尤为要。王氏父子所著《经义述闻》，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俞氏继之著《群经平义》，以附《述闻》之后。又《诸子平义》则仿王氏《读书杂志》而作，校误文，明古义，所得视《群经》为多。又取九经诸子，举例八十有八，每一条各举数事以见例，成《古书疑义举例》，使读者习知其例，有所依据，为读古书之一助。还著有《读书余录》，内有48条对《素问》的校释，后裘庆元于1924年刊《三三医书》丛书，将该48条收入，名为《内经辨言》，此书是继胡澍《素问校义》之后的又一部《内经》训诂校勘专著，其体例与方法一同胡氏，甚至校注的内容也有一致，如《上古天真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胡氏与俞氏皆训“耗”为“好”；《四气调神大论》“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佩”，二人皆训“倍”等。据俞樾《与胡甫农部》手札所言［6］，俞氏治《内经》时，胡澍正撰写《素问校义》，但俞氏未见《校义》，二者治《内经》的风格如此一致，并不是偶然的，说明他们共同继承了江戴朴学风格，曲径旁通，相得益彰。如：《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王注曰：“所以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林校曰：“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粱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足也。”俞氏根据上下文义训之：“‘足’疑‘是’字之误。上云‘乃生痤’，此云‘是生大丁’，语意一律，‘是’误为‘足’，于是语词而释以实义，遂滋曲说矣。”而胡氏则从旁经他校角度训之：“‘足’当作‘是’字之误也。《荀子·礼论》篇：‘不法礼、不是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是礼，谓之有方之士’。今本‘是’并讹作‘足’。是，犹则也。《尔雅》：‘是，则也’。‘是’为‘法则’之‘则’，故又为语辞之‘则’。《大戴礼·王言》篇：‘教定是正矣’。《家语·王言解》作‘政教定则本正矣’。《郑语》：‘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也’。韦昭曰：‘更以君道，道之则易取’。言‘膏粱之变，则生大丁’也。”

    孙诒让与《札·素问王冰注》［7］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孙诒让归为皖派朴学家。孙氏从十六七岁开始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和阮元集刊之《皇清经解》，逐渐领悟乾嘉以来诸经学大师治学方法。孙氏极推崇王氏父子，其在《札》自序中言“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谊，皆确凿不刊。……我朝朴学超轶唐宋，斯其一端与!诒让学识疏谫，于乾、嘉诸先生无能为役，然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悟。”［8］孙氏著述极富，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等影响最大。《札》12卷，是孙诒让第一部问世之作，成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全书校勘订正了秦、汉至齐、梁间78种古书中的讹误衍脱千余条。俞樾曾给以高度评价，说他“精熟训诂，通达假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9］孙氏校勘训释《素问》共13条，收在《札》卷十一《素问王冰注》中。孙诒让是继胡澍、俞樾之后，又一位光大朴学精神，并将朴学方法引入医学经典考据的大家。民国胡朴安在《札》后跋中言：“清代朴学，始于吾皖戴氏东原，传之江苏，为高邮王氏念孙父子，流风所播，至于浙江德清俞氏曲园、瑞安孙氏仲容，皆为皖学之一脉。至余杭章氏太炎，遂结此派学术之终。”［10］“盖其学术，实兼包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几驾四家上。岿然为清三百年朴学之殿，洵不诬矣。”［3］可见孙诒让是朴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清儒《素问》校勘书中，孙氏《素问》校注较为后出，其方法理论体系与胡澍、俞樾等一脉相承，因借鉴的内容更为丰富，故其学术价值则更高，给人们的启迪更大。孙氏在治《素问》过程中多有创见，并能纠正前辈朴学大师之错，如：《阴阳应象大论》“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宋代林亿《新校正》云：“详‘天地者’至‘万物之能始’，与《天元纪大论》同，注颇异。彼无‘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一句，又以‘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代‘阴阳者，万物之能始’。”孙诒让按：“‘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疑当作‘血气者，阴阳之男女也’。盖此章中三句通论阴阳，分血气、左右、水火，而总结之云‘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能’者，‘胎’之借字。俞氏(注：指俞樾)据《天元纪大论》改此篇，非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