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中医各家学说 现代研究 综述

    中医各家学说是研究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临床经验的一门学科。研究本学科能揭示中医学的发展历程和历代医家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之过程，从而能扩展视野、开拓思路，并对中医学的发展、创新给予有益的启示。在1997年～2001年5年间，本研究领域共发表学术论文约1600篇。文献分布频数较集中的为汉代张仲景及其著作的研究（约占47.5%），清代医家及温病学说的研究（以叶桂、吴瑭为主，占22.5%）；其后为明代医家研究（以张介宾、傅青主、李时珍为主，占11.3%），近代医家研究（以张锡纯为主，占7.2%），金元医家研究（以李杲、张从正、朱震亨为主，占4.2%），晋、隋、唐、宋医家研究（涉及葛洪、巢元方、孙思邈等，占3%），及其他综合探讨性的文章（占4.3%）。

    汉代

    主要涉及张仲景与华佗等。对《华佗遗书》的研讨发现，华氏精通临床各科，尤擅长外科；其治病疗疾除了内服药和针灸、手术外，擅长用药物外治法。如书中记载了贴敷、熏法、涂搽、佩带及穴位给药、孔穴给药等独特的外治法，还有掺、扫、点、拭、摩、刺、扑、裹及灌肠、导尿等诸多方法，值得努力发掘，加以发扬。［1］张仲景学说研究中较为集中，如探讨张氏的辨证思维、模糊思维方法，辨治杂病的“宜思维”，对生命时间结构的认识以及本草气味组方的规律等；认为张氏创立了急症救治的原则及方法、首创黄疸的证治体系、奠定血瘀证和活血化瘀法的基础等。对张氏学说存在的几个问题也进行了探讨。①“阳复太过”提法欠妥。《伤寒论》第334条，注家多解释为辨“阳复病愈”及“阳复太过”两种变证，但阳气乃人体正气，不会恢复太过，此条之“阳复太过”证实际上是过服温药所致。②“不恶寒”并非“不怕冷”。《金匮》所云“柔痉”之“不恶寒”，注家多注解为“不怕冷”；但“柔痉”由风寒外袭所致，是有怕冷见症的，“不恶寒”只是言其没有“刚痉”怕冷程度严重。③桂枝去芍药汤属温里剂。《伤寒论》第21条所用桂枝去芍药汤，注家多认定其为解表剂；但细查该条病证并无表证见症，应为下后表证已罢，该方亦应属温里之剂。④“不可发汗”并非“不能发汗”。《伤寒论》第83～89条麻黄汤的禁例，有“不可发汗”之语，注家多解释为“不能发汗”；但细审诸条均为外感风寒兼有里虚，故宜微发其汗且兼顾里虚才较为妥切全面。［2］

    晋唐时期

    主要涉及葛洪、巢元方、孙思邈等。对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救治内科急症的研讨认为，简便易行、用药精炼是该书的急救原则。其治疗特点为善调气机、广施温熨、偏于温热、讲究实效。该书还创用了数种抢救方法，如人工呼吸法、洗胃术、救溺倒水法、腹穿放水法、导尿术等。［3］唐代孙思邈对髓有较深入的认识。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将髓病单列一节，指出髓病有虚实，与肝胆密切相关。髓虚病主要症状为脑痛不安，其病因病机是寒邪侵袭胆腑为虚，其治疗用羌活补髓丸方。髓实病主要症状为发热、惊悸、烦躁不安、急躁易怒等，其病因病机是肝为热邪所扰，条达疏泄之功能失常，肝之精气不能正常排泄，壅塞为实，其治疗用柴胡发泄汤方。［4］

    宋金元时期

    宋代苏颂主编的《本草图经》，以全国药物普查为基础，辨别真伪、订正讹误、补充新药、图文并茂，集中反映了北宋时期药物学的发展状况。［5］金代刘完素运用和发展了《内经》的“亢害承制论”，阐明其含义，并推广到病机、病理范畴，从而揭示了疾病病理的本与标之间的内在联系。［6］张从正之寒凉攻邪论的补益观。强调攻邪治病，如同刘河间倡导寒凉大法，皆针对当时滥用温补之弊，为纠其偏而设，并非以寒盖温，以攻统补。而且，寒凉攻邪论是以辨证论治之基本原则为前提的，是基于邪正交争之病机观而立论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补益思想。①从邪正关系而言，祛邪扶正是通过祛除邪气，以减少和杜绝危害正气的因素，来保证正气充实、抗病有力、益寿延年。②强调维持人体气血平和的重要方法是疏通条达，用汗吐下三法去苑陈莝，使其上下无碍，气血流通，以恢复、促进和维持健康状态。③强调阴虚补阴、阳虚补阳之补益大法，并基于阴阳消长平衡理论，提出阴阳损益并进的补益法则。④重视脾胃，提倡食补。强调以五谷作为食补的主要内容，而不主张膏粱厚味，以防湿热内生，蕴积为害。［7］吴氏对李杲的《内外伤辨惑论》及《脾胃论》进行研究，并与张仲景的《伤寒论》进行比较，探讨了李杲脾胃学说中的温热病学思想。认为李氏与张仲景都回顾总结了疫病的诊疗经验和教训，只是由于经验不同，从而在邪与正、寒与温、感邪途径以及诊疗原则等问题上有差异；虽然所取的角度不同，但都把外感热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李杲学说中的温热病学思想如“阴火”、“火为元气之贼”、“甘温除大热”、“热中”等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介于张仲景伤寒学与明清温病学之间的过渡性产物，起承先启后的作用。［8］车氏等探讨了元代王好古《阴证略例》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对阴阳之证候、脉象、病机、诊断、方药、预后等进行了前后交替的论述，在治疗上，提出“药当从温，不可遽热”的法则，并充分显示了中医辨证之精、鉴别之细、治疗之慎。［9］刘氏等探讨了朱震亨中风证治的破、承、立。认为朱氏在病因病机方面辩驳《局方》之非，立足于河间火热论并确立湿热生痰、实中挟虚的观点。在治则治法方面批驳该书风痿不分，多以治风之药通治诸痿有误；又喜一方通治诸症，不合辨证论治精神。在方药运用方面力辨该书用药之非，并继承东垣治痿经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