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治疗

 　　2、 免疫调节基因 　　肝癌患者存在免功能低下，因此可通过导入相关免疫调节基因，达到提高宿主免疫力和治疗作用。使用最为普遍为细胞因子基因治疗。目前应用于肝癌基因治疗的细胞因子基因有IL-2、IL-12、IFN、TNF和GM-CSF等。根据转染细胞的不同，细胞因子基因治疗可分为2种，一种为将细胞因子基因导入免疫活性细胞，如LAK细胞、树突状细胞等，增强其功能，达到提高抗肿瘤免疫的作用。同时LAK等免疫活性细胞具有向肿瘤灶趋化的功能，可使肿瘤灶细胞因子局部浓度提高，更有效地激活肿瘤局部及周围的抗肿瘤免疫效应。另一种为细胞因子基因导入肝癌

　　我国为肝癌高发地区，发病具有明显特征，约90%具有病毒性肝炎背景，肝炎病毒的感染和复制与肝癌的发生和进展明显相关。虽然早期亚临床肝癌手术切除治疗效果较好，但是多数患者就诊时肿瘤已进展至晚期，有效治疗方法不多。肝癌患者中约80%可见AFP阳性，50%患者肝癌组织中P53高表达，60%患者可检测到病毒性肝炎抗原，为肝癌的生物治疗提供了良好的靶向。目前肝癌生物治疗主要集中在基因治疗，免疫治疗。

　　CD基因编码胞嘧啶脱氨酶可将进入肝癌细胞中的5-氟胞嘧啶（5-FC）转化为5-FU杀死肝癌细胞。Gaveui等[2]经肝被膜下和门静脉注射，用CD基因转染和5-FC治疗鼠肝癌模型，96％的实验动物肝癌体积缩小。CD基因还可通过诱导及增强宿主的免疫系统功能，活化淋巴细胞，促进CD4+和CD8+T淋巴细胞在肿瘤局部浸润，提高机体对肝癌免疫监视和免疫清除功能，抑制肝癌的发生、发展。Krohne等[3]用PNP /氟达拉滨系统转染人肝癌细胞株HepG2和Hep3B，结果HepG2和Hep3B肝癌细胞株死亡。

 　　单纯疤疹病毒(HSV)载体携带胸腺嘧啶激酶基因(TK)，进入肝脏肿瘤细胞并表达HSV-TK基因，使丙氧鸟苷三磷酸化，抑制肝癌细胞DNA聚合酶活性，或代替dTP掺入到细胞DNA中，使肝癌细胞蛋白质合成受到抑制，肝癌细胞死亡。此外HSV-TK-GCV系统还可通过旁观者效应杀伤肝癌细胞，不仅转染了HSV-TK基因的肝癌细胞大量死亡，而且周围未经转染的肝癌细胞亦有明显的死亡。HSV-TK-GCV系统还可通过诱导机体免疫反应，使肝癌组织周围CD4+和CD8+T淋巴细胞大量浸润，抑制肝癌细胞增殖。目前实验研究表明HSV-TK-GCV系统抗肝癌作用确切，已进入临床I期试验[1]。

 　　我们根据原发性HBV感染的肝癌表达病毒抗原HBsAg的特点，以HBsAg作为靶点，采用HBsAg基因脂质体介导转染的未成熟单个核细胞来源的树突状细胞，能够诱导特异性的CTL，能够表达乙型肝炎表面抗原。CTL对表达HBsAg的肝癌细胞HepG2.2.15有较强的杀伤作用，MTT法检测显示细胞毒性作用明显增强（P<0.01)。对于原发性HBV感染肝癌的免疫治疗，DC疫苗有望成为表达HBsAg肝癌的一种免疫治疗手段。 　　肿瘤免疫治疗的关键是如何找到肿瘤特异的排斥抗原，近年来外来体（exosome）作为一种崭新的肿瘤抗原的来源，逐渐成为非细胞性肿瘤疫苗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证明肿瘤细胞本身也可以产生外来体，当将这些外来体负载到人树突状细胞的时候，可以诱导出T细胞免疫应答。而且来源于肿瘤细胞的外来体含有共有肿瘤排斥抗原（shared tumor rejected antigen）[30]，极大地扩展了外来体作为肿瘤疫苗的可能性。

　　肝癌治疗法二、 免疫治疗 　　1、 单克隆抗体和细胞因子 　　八十年代，伴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细胞因子的基因被克隆，并且运用基因重组技术在原核或真核细胞中进行表达，使那些在生理条件下难以分离的细胞因子和抗体得以大量生产，特异性免疫治疗。临床上—般多用于肝癌综合治疗，可单独或与免疫活性细胞以及肝癌疫苗联合使用。

 　　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为采集肿瘤组织间浸润淋巴细胞，体外培养扩增而成。Schonoclonf等[10]作TIL的细胞表型分析，提示大多为成熟的CD3+细胞，其百分比在80％以上，TIL的NK细胞比率均较低，为5％左右，而LAK细胞中的NK细胞比例为10％左右，说明LAK细胞与TIL细胞在抗肿瘤作用中有不同的杀伤机制参与结果。TIL的杀伤效率高于LAK，wallace[11]在体内示踪TIL与LAK细胞时发现，只有当肿瘤部位的活性细胞数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显示其治疗效果，TIL回输后主要积聚在肝脏，提示了TIL在肝癌治疗中的进一步应用的有利因素[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