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社会历史及其与壮医药的关系

二、干栏建筑

干栏式民居建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实际上，壮族先民瓯骆民族的干栏式建筑，比文献记载还要早得多。如第五章第八节所述，这房屋是壮族先民在潮湿多雨，瘴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的恶劣环境下求得生存的重要卫生保健手段，至今在壮族地区尤其是多雨潮湿的山村仍可见到新建的"干栏式"房子，足以证明干栏建筑的实用性。

三、体育锻炼

壮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所绘人像，正面多为两手上举，肘部弯曲成90°～110°，半蹲状，两膝关节亦弯成90°～110°。侧身的人像多排列成行，两腿向后弯曲，两手向上伸张。经专家研究认为，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是一种典型的舞蹈动作或功夫动作形象。人们对于这些舞蹈动作间接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当然可以做出种种猜测或分析，但决不能忽视它的直接效果--却病强身，特别是对腰、膝、肩、肘等处关节肌肉的锻炼，是显然而肯定的。舞蹈在早期医疗实践中的地位，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从华佗的五禽戏中可以得到证实。壮族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阴湿多雨，脚气、风湿、身重等为常见多发之病证，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故而壮族先民创造了这些具有宣导滞着、疏利关节作用的舞蹈动作，并作为永世流传的防治疾病的方法而绘制下来。

壮族自古以来就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贵港市和西林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铜鼓上，有许多舞蹈的形象，舞姿有的重心偏后，上身微微昂起，双臂前后屈伸，并上下摆动，似乎是在模仿鹭鸟振翅飞翔时的矫健姿态。学者指出，在古代，铜鼓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象征，多是"相攻击敲鼓以集众"，也作战争或群众集会的指挥器和信号，亦作为祈神祭祖之用，同时也是群众娱乐的用品，为壮人宝贵之物。铜鼓身上以人体为形象的各种图案，是一个个造型优美、流动着的舞蹈动作及各种欢乐舞蹈场面的起初写照，并由此可看到气功导引、引舞疗疾之物理疗法的雏形。

第九章 壮医药的研究、发掘、整理及现状

对于壮医药的研究、发掘与整理，是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医药政策指引下逐渐开展起来的。自1986年底开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统一部署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及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牵头，在各有关地、市、县卫生部门及民族部门大力支持协助下，在壮族主要聚居区一一广西展开了大规模、长时间、组织严密的民族医药普查整理工作，与此同时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收集到30000多条民族民间验方、秘方，采集了数以万计的民族药、中草药标本，以此为基础编著成《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这部百万字的专著。这是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获得的重大成果，同时也是壮医药临床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对流传于壮族民间的草药内服、外洗、药罐、熏蒸、敷贴、佩药、角疗、药刮、灸法及针法等40多种治疗方法进行了发掘、整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详见第六章第六节)。例如，由黄瑾明教授、黄汉儒主任医师等发掘、整理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于1992年3月通过专家鉴定，并获广西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有一批科研成果通过了自治区级鉴定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大量的民族医药调查资料表明，壮族医药是客观存在的，其历史是悠久的，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证实壮医壮药的临床效果是肯定的，因此其前景是乐观的，值得进一步发掘研究、应用推广。

有部分学者尝试以个人的努力对壮医药进行挖掘、整理，并取得可喜成就。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广西柳州地区人民医院覃保霖对壮医陶针疗法进行发掘、整理，在《中医杂志》1958年第3期发表了《壮医陶针考》一文，并于1959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陶针疗法》一书，书中绘制了常用的陶针穴位图谱，并详细列出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1981年，罩保霖在《中华医史杂志》第4期发表了《壮医源流综论》一文，对壮族医药史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979年，广西桂林铁路医院苏汉良对流传于柳州、河池地区的壮医脉诊法进行初步整理，在《铁道医学》1979年第6期发表了《壮医民间脉诊的探讨》一文。上述关于壮医的早期研究，属于自发的性质，由于缺乏组织，所以范围不够广，研究亦未能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