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两岸不同命运之由来

　　1925年1月，孙中山应段祺瑞之邀抵达北京，因为肝癌发作住进协和医院。面对这个当时西医也视为绝症的病，许多人为了是否应该采取中医治疗而产生激辩。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虽然是孙中山的旧识，立场则坚定不移：要服中药则请出院。孙中山后来采取放射治疗，虽然中间有一个星期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改由中医治疗，但旋即归院，直至3月12日病逝。 

    第一次废中医 

　　孙中山之死，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大事，他身边中西医之争，也有其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其实，说中西医之争，并不妥切，过于抬举了中医在当时社会氛围里被改称「旧医」甚至「伪医」的地位。西医派会有这些看法，从汤尔和（北京医科大学前身的创办者）一篇文章中表达得很清楚：「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步说，现在业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是『治病』。」 

　　事实上，中医受到的打击，是从民国一成立就开始了。民国元年七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中，订立各种学校令，唯独没有中医内容，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抗议。北洋政府开始还以漏列的理由来打马虎眼，稍后则干脆不加掩饰了。1914年，当时教育总长汪大燮明言：「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算是近代第一次废去中医之议浮上国家政策的台面。这次事件，在抗议人士不断的请愿下，北洋政府回应两点：「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是，「所请另颁中医医药专门学校规程之处，应毋庸议」，事情算是不汤不水地不了了之。 

    第二次废中医 

　　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1929年卫生部通过了以「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医生之障碍案」为首之「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重要内容有： 

　　一，「旧医」需要登记，有执照才能营业。有执照者，也要再接受补充教育。而登记限于1930年底止。补充教育也只限办五年，过后不办。 

　　二， 禁止「旧医」学校。 

　　三， 禁止报章媒体介绍、宣传「旧医」。 

　　主要提案者余云岫以四大理由说明中医之阻碍科学化，阻碍国家之进步，因此希望能以五十年时间逐渐消灭中医。这是近代第二次废去中医之议浮上国家政策的台面，也是后来所谓国民政府废中医之说的由来。 

　　其实，中医在近代会受到这么多打击，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从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留学国外的一代纷纷归国，从各个层面企图为了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政治、教育、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产生新旧冲突。在各种「旧文化」、「新文化」；「文言文」、「白话文」；「方块字」、「罗马字」等等的冲突中，代表传统与旧派的中医会受到格外严重的轻视与打击，不仅难免，而且有一些「历史正确」或「政治正确」的原因。 

　　其一，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想要救亡图存，大量引进西学，「西风压倒东风」的大趋势之下的结果。 

　　其二，这也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想要从日本取经，以日本为师的一个大趋势之下的例子。正如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提出「汉字无用论」、「罗马字运动」后来传入中国，形成中国的「消灭方块字」、「罗马字运动」、「拉丁字运动」等等，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提出的消灭汉医的路子，会透过留日派影响中国，也就十分合理。（前述汪大燮曾任留日学生监督，并曾出使日本；余云岫公费留日。） 

　　其三，在医学的领域里，相对于西医当时在细菌学说与科学支持的研究与临床进展，中医格外突显了旧文化里「穿凿附会，自欺欺人」的一面。因此，中西、新旧文化之争中，西学派从这一点上进行打击，一方面在科学立场上名正言顺；一方面在社会影响面上又相对较小，因而可以「要言之，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旦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余云岫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