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巧法用中药

　　人参作块显奇效

　　徐灵胎曾治毛姓老翁，年届八旬，素有痰喘之疾，因劳大发，俯于几案不能平卧已7日，举家惊惶。徐诊后曰：此上实下虚之证，用清肺消痰饮送下人参小块一钱，2剂而愈。毛翁曰：徐(灵胎)君学问之深固不必言，但人参切块之法，则“以此炫奇耳”。后年余，病又复发，照前方加人参入煎，喘逆愈甚。复请徐氏再诊，告以用去年之方而病加重。徐问：莫非以人参和入药中耶?答：然。徐仍以人参作块煎之，亦2剂而愈。徐解释曰：“盖下虚固当补，但痰火在上，补必增盛。惟作块则参性未发，而清肺之药已得力，过腹中而参性始发，病自获痊”。

　　按：此证上实下虚，如单以清肺消痰治其“上实”，必碍肾之“下虚”;若专补下虚，势又壅补助痰，碍之上实。徐氏以清肺消痰之剂，送下人参小块，使消补两种药力接续而发，药虽同行，而功则各奏，真名医章法也。名医赵晴初评曰：清肺消痰饮加人参是方，人参切块吞下是法。大凡名医，不仅“屡用达药” ，而且重视煎法用法，徐灵胎云：“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 足见煎法用法之重要，赵晴初所谓“有方还须有法”。毛翁懂方不懂法，反以为医家故弄玄虚，故而病有增无减也。

　　相传“方法”这个词就起源于中医。古时一位皇帝患噎膈症，吃什么都吐，命在旦夕。御医费尽心思，均告无效。一天，侍从禀报说：“百里之外，有位隐居深山的和尚，据说有根治此病之术，不妨请来一试”。和尚来到皇上榻前，切完脉后，随即开好药方。侍从一看，说：“为何尚复此方?” 原来药物、剂量与御医之方分毫不差。和尚仍叫把药取回，亲自煎药，煎到只剩两匙时，用汤匙盛上药汁请皇上用舌舔服，直至把药汁舔完为止。连服数剂后，病竞渐愈。皇上重赏和尚，问：“同样之药，前者医朕无效，而你能起死回生，其中有何奥秘?” 答曰：“医药者，既要有方，又要有法。皇上之病在咽膈，用舌舔汤匙上药，可使缓缓作用于病灶之处，此乃是法。如果仍用饮服方法，难免药过病所，无济于事”。皇上大悟：“方法，方法，光有方不行，服用还要有法，方与法结合才行”。这就是“方法”二字的由来。既或今天，上述用药方法治疗食道癌犹可借鉴。

　　药虽同行，施治各异

　　宋代成州团练使张锐，以医知名。蔡鲁公之孙媳妊娠，临近产期发病。众医皆以为阳证伤寒，惧怕坠胎而不敢投药。鲁公请张锐诊视。张曰：“胎儿已经十月，将生矣，何药能败之?”如常法给药，半日儿生，病亦获愈。次日，产妇大泄不止，而且喉痹不能入食。众医皆指责张锐之过。因泄利与喉痹两症一寒一热如同冰炭，且处于产褥期，虽扁鹊复生，也无活理。张锐曰：“不必惊扰，我可令即日而愈”。取药丸数十粒，令服之。结果，喉痹即平，泄泻亦止。鲁公问曰：“敢问一药而治两症，何也?”锐曰：“此于经书无所载，特以意处之。方才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丹。喉痹不通，非至寒药不为用，故外裹以紫雪丹。既已下咽，则消释无余，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愈两疾”。公大加叹异。

　　按：此病上有喉痹属热，下则泄泻属寒，寒热错杂，似两难措手。张锐匠心独具，以理中丸外裹紫雪丹，药入咽部，在外之紫雪丹消释而治喉痹;在里之附子理中丸入得腹中而治泄泻，寒热分治，各不相扰，确实奇巧。此法古亦有之，《伤寒论》治疗“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用附子泻心汤，其煎药法度可谓此法先河。考该证心下有热痞，而阳气已虚，故恶寒汗出，形成寒热错杂局面。附子泻心汤煎法不同一般，是以麻沸汤浸渍大黄、黄芩、黄连诸寒药，取其味薄气轻，以轻泻上部之痞热，不使药过病所;另取附子久煎取汁与前药兑合，因其味厚气重，下行而发挥温阳固表作用。药虽同行而至所不同，施治各异，此仲圣之妙法也。张锐以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丹与此异曲而同工，可谓善学古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