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的一名环保人士说:“草原沙漠化的情况有些复杂,如何在生活富裕与保护环境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最重要的,否则就会产生环保与生存的矛盾,成了一件外人热心、牧民痛心的事情。”
相对于民间近乎狂热的挖虫草行为,当地政府却很少介入。贵德县的一名官员说:“其实是没有办法管,目前政府对于牧区草原的管理是将各个草山划片,包干到各村各牧民家庭,由他们来对自己所分到的草山进行使用和维护。”
由于各村各户的草原面积非常大,而挖虫草的时间只有两个月,所以当地人根本不可能自己挖,而不挖又白白浪费掉如此昂贵的药材,所以每年从外面流入大量劳力专门挖虫草也是“市场所需”。
“我们曾经3次组织过政府人员上山,希望了解到虫草的产量、生长范围和采挖情况,以及对草原的影响等等,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并不容易。”贵德县尕让乡党委书记余承敏说,“我们走了一整天,连草原的边沿都还没有走到,最后还是骑上老乡的马才出来,非常狼狈。”
由于政府面临人手少、没有经费等原因,只能放弃全面管理的想法,只好尽量宣传一些破坏性小的采挖方法,例如要求老百姓把工具宽度限制在1厘米左右等。
青海省农牧厅的一名官员表示,目前青藏高原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特别在藏区基本上就没有工业和农业,所以挖掘虫草就成了牧民的必修课。他还说:“其实虫草的挖掘只是一部分,之后6月到9月的贝母挖掘、以及红景天、发菜等药材的挖掘,相较于挖掘虫草对草原破坏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百姓缺乏忧患意识是我们基层干部最担心的,要知道草地一旦被破坏至少50年才能自然恢复。”余承敏说。
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近年来在青海和西藏两省区,甚至各州各县的交界地区还经常发生暴力冲突。2004年5月19日,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境内发生的因为虫草引起的冲突中,就有2人被打死,30多人受伤。类似事件时有上演。
青海省省长杨传堂在了解详细情况后,要求省农牧厅“尽快起草一份条例,加强对此类事件的管理和控制”。农牧厅一名官员说:“估计9月份可以完成讨论稿的起草,2005年夏天可以实施。”
期待共赢
青海各地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出动公安、农牧和工商等众多部门人员,采用设置关卡等办法阻止外地人员进入采挖虫草,但是最后发现力不从心,效果甚微。
一名官员说:“首先是地方太大,而我们人太少根本管不了;其次虫草究竟该不该挖一直都有争议;再就是政府能不能这样去限制挖虫草的行为有待商榷,因为很多牧民是在自己承包的草场里挖。”
而在许多地方,只要交纳100元到3000元不等的“草皮费”给当地牧民,外来者就可以上山挖虫草。有些地方是由村委会或乡政府收费。
韩凯说:“政府不能以保护草原的名义禁止老百姓在自己草地里的活动。”他认为,现在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青海省农牧厅有官员认为,如果能比照矿产资源的管理,尽快解决好虫草归国有的问题,下一步就可以尝试采用公司责任承包、组织科学采挖和政府监督管理等方法进行虫草业的开发,这样做既保护了当地老百姓和外来劳动力的利益,也使草原不会被随意破坏,同时政府也可以从管理服务获取一定的收益。
然而,收归国有的办法虽然简单,但效果却很难保证。即使政府认真管理,也存在成本过高的问题。到时候势必形成“公地的悲剧”,人们会争相挤占公共土地上的利益,直到资源枯竭。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学者为此贡献的经验是,那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品种都是公共资产,社会无法为人们提供不去捕杀“公共物种”的有效激励。中国目前的草场承包制并不能保证牧民树立长久持续经营草场的观念,怎样在有限的承包期内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才是牧民最关心的。
只有解决了原料药的持续供应危机,才能保证中医不至于在未来陷入有方无药的困境,这远非中医药界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尽管工农业过度开发使环境恶化的程度远甚于药材挖掘所造成的破坏,但我们并不能说开矿挖煤就是工业的原罪、屯田垦荒是农业的原罪,导欲望于规矩要比乱打板子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工业化带来生产方式的突变和人们自由释放出来的致富欲望,对传统中国的影响波及各个方面,中医药概莫能外。社会需要搭建一个更合理的制度架构,导引人们的欲望,提高整体福利水平。“将草场私有化,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了。”有专家如是说。
与此同时,在中医药科研领域,为濒危药材寻找替代产品的研究一直在进行。1994年经过8年开发获得成功的人工
麝香被卫生部批准生产应用。目前人工合成虎骨已经成功并广泛替代天然虎骨。一直有许多人希望能够人工培育虫草。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许多科学家为此进行了认真研究,但10多年来成效一直不显著。
青海省农牧厅的专家说:“虫草这种野生菌类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它需要特殊的地理条件、海拔和气候等等方能长成。如果现在谁说他研究发明了与虫草相近的药物成分我可以相信,但是谁要说他能够人工栽培虫草,我表示怀疑。”
尽管最近有消息称,已经有公司人工培植出虫草菌孢,但据中医界专家的意见,其药效尚不能令人满意,完全取代野生虫草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