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起源与中原、形成于中原、发达于中原

　　蔡永敏(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中原地区在历史上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辖区)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誉。而由之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百泉药王庙会，成了我国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之一，故自古就有“不到百泉药不全”之说。禹州作为中药材集散地历史悠久，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之一，素有“药过禹州倍生香”之说。自清康熙年间相继建成众多会馆，成为禹州药业兴旺发达的历史见证。

　　龙门石窟药方洞

　　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始建于北魏，唐代建成，历时200余年，洞内刻有100多个药方，涉及动物、植物、矿物等120多种药材，可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科多种疾病。这些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洛阳药方洞见证了中原医学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中华医药文化的灵魂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郭德欣：中原医学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辉，既是医学的中医，更是文化的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明确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人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理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方法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郑启仲(濮阳市中医儿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中原医学文化，有着显著的人文思想的特征，这些也是中华中医文化的特征。

　　第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医文化的形成。如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儒家“孝仁”思想清晰可见。

　　第二，传统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等大量渗透于中医学著作中。很多医家在自己的医学论著中，用大量篇幅阐发伦理学问题，探讨医生的行为规范、医患之间的关系准则。

　　第三，中国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论著的发展亦起了重大作用。自《内经》、《伤寒杂病论》问世以来，中医界一直沿袭着崇古尊经的作风，这种以注解作为表达医学思想的治学方式，使中医学一脉相承，保持了中医论著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从而形成了中医论著的独特体系。

　　蔡永敏：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已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的职业道德。第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的医疗实践。第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文化经过后人传承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