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温病学之门径――评《温病正宗》

    关键词：《温病正宗》 王松如 书评

    《温病正宗》为《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选书之一。作者王松如，湖南湘乡人，为清末民初医家，早年在长沙宁乡一带行医，后遨游江汉，悬壶北京。1933年北京疫病流行，屡起危证，在临床有较深造诣。平素好学深思，博览群书，于温病一门，尤有心得。

    王氏认为温病起源虽早，但其论庞杂，混淆之处甚多，所以采辑各家之说，加以辨正，取名《温病正宗》。现概要评述如下。

    正名以立说

    汉唐时期，崇《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说，将伤寒作为热病统称，温病隶属于伤寒之内。自金元刘完素根据《素问·热论》提出“六经传受，皆是热证”的理论，主张治热病多用寒凉开始，便揭开了伤寒、温病争鸣的序幕，特别是到清代温病学形成之后，这种争鸣就愈加激烈。再则，温病学说本身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还需不断完善，还存在着不少概念上的混淆，所以作者在自序一开始就以“孔子为政，必先正名者，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也”为据，用正名来确立温病学说的地位，他在上篇“学说辨证”第一章温病解释之正误中，首先确定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广义伤寒，“《伤寒论》之清降法，即所以治温病”。试图从广义伤寒论中来为温病立说提供依据，以表明温病学说并非叛经离道。随即在本章最后又提出“人能宏道，安见后人不可昌明圣学乎!”并批评了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尽废诸家温病之说，则又未免抹杀一切”。并在上篇第四章温病学说之折衷的最后，针对陆九芝“伤寒一证，至天士而失传；温热一证，亦至天士而失传”的论述，批评指出“孰不知不有当日天士之误，则无后世温病之争，而伤寒、温病均无阐发矣。夫《难经》伤寒有五之伤寒，外感之总称也。《伤寒论》则六淫之全书也。然五种伤寒之中，又有伤寒之目，故伤寒虽有广义，亦有狭义。既有狭义，则伤寒与温病，又未可混而不分也。今日之所谓温病学者，亦非专言温病，乃概暑、湿、燥、火而言，既不悖乎经旨，又能发扬光大，何尝不可与《伤寒论》后先辉映，相得益彰乎!此书虽为正温病之名而作，亦未始非为《伤寒论》进一解也。”作者在论述中虽然费了一番周折，但把温病学说的范围和与伤寒之间的区别，讲得十分明白，为温病正名有较强的说服力。

    正名的第二个问题是温病与瘟疫，这是温病学派内部之争。吴又可认为温病即瘟疫，两者无大的区别。他说：“《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去‘氵’加‘疒’为瘟，即温也。要之，古无瘟字，乃后人之自为变易者，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作者认为吴又可是“不识温者，以温病为病名也。”他指出：“瘟疫本名疠疫，传染病也，按实际均有寒、温之别，其流行者温疫、温疠多，而寒疠、寒疫少。温疫、温疠，是言疫之温者，疠之温者也。”所以他批评吴又可为“后世温病、瘟疫混淆之滥觞”，但同时也肯定了吴又可的功绩，“发明疫邪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与夫九传之变，则为治疫之金针，而不容埋没。”

    此外，他认为伏气与新感也是温病与伤寒的区别之一，“温病、暑病之冬伤于寒而春夏发者，及春夏感邪而秋冬发者，皆谓之伏气，随时感受而即发者谓之新感。新感其邪轻，治之尚易；伏气其邪重，治之较难。故治温病之法不独异于伤寒，伏气与新感亦不可同日而论也。”在温病本身，也应当看到有伏气与新感的不同。

    以上说明温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说，并不断巩固和发展，必须解决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外必须明确与伤寒的关系，伤寒狭义论就是对此而言的。作者认为方中行著《伤寒论条辨》削去伤寒序例的目的，就是要使仲景广义伤寒论一变为狭义伤寒论，“无非欲于温病另辟蹊径”。这种提法也说明了中医学术争鸣和发展一种形式的实质，即每当在理论和文献上出现某些异议时，往往是酝酿着一种变革和突破，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具体研究中医某些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很大的启迪。另一方面，对内还必须通过医疗实践和学术争鸣，统一思想，指导实践，实际上也是一个学说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如作者提出瘟疫与温病的区别，新感伏气的概念，都是这方面的体现。当然作者由于受王孟英的影响，对吴鞠通的三焦辨证持否定态度，也是温病学派内部保守思想的反映，但通过正名，可从大体上了解温病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