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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从1582年始到1949年止,大约经历三百多年历史。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
一、接受西方医学,汇通启蒙阶段(1582~1805年)
西方医学传人我国,始于十六世纪下叶。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来到我国广州。1601年到北京。他在《西国记法》中有关神经学说的论述,是传人我国第一部西方医学的记载。之后又有意太利龙华民、罗雅各,德国人汤若望、邓玉函合译的《人身图说》、《泰西人身说概》、《四体液说》等为我国最早的解剖生理学书籍。这些书籍大部分是由他们西方人译述成中文,少部分译本有我国学者参与合作,那也是做些文字的修改润色而已。
这些书籍开始受到中国学者、中医界少数有识之士的注意和兴趣。如明代医家方以智(1611~1671年), 他不仅同意“脑主记忆”说法,而且企图以西方“四体液说”的理论来解释中医脉象。他对中西医学的不同之处“随闻、随决、随时录之,以俟日后之会通”。据说,王肯堂的《疡科准绳》所记载的人体骨骼形状和数目,就是在和利玛窦多次交往讨论中受西方解剖学的影响而写成的。还有如王宏翰在《医学原始》中进一步采纳“四体液学说”与中医阴阳五行理论、脏腑学说融汇,提出“太极元行说”、“命门元神说”,并用西方胎生学理论解释“命门”形成。
在西方医学传人我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天文学并很快被我国学者全面接受。这一历史事实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上层知识分子积极、主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其次是从明·崇祯到清·咸丰年间,天文学方面的大权(钦天监)几乎一直掌握在欧洲人手里;其三是天文学与医学虽然是我国自然科学中体系庞大而严密,但天文学的变革只涉及少数人,天文学家远没有像医药这样庞大的行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它对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关系没有医药这样密切。民间黎民所需仅一本历书而已,然历书又不是直接反映天文理论的改革;其四是和医学比较而言,天文是较简单纯粹便于直观的学科,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均超过我国水平。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一日《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中说:万历年间归化陪臣利玛窦等数辈观光人觐,所携历法等书尤为精密。其所予推交食时刻,分秒不悉验。故四十年议历有监正周子愚呈部乞令陪臣庞迪我、熊三拔等翻译本书令与中历会通归一。”
在祟祯四年.徐光启又进一步发展汇通思想。说:“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先,先须翻译。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且又近数十年间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
但由于如下几个因素,决定了为什幺这一阶段竟然会经历长达二个世纪之久历程,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l、当时西方医学刚走上实验阶段,初具规模,无论从临床疗效与理论方面均落后于我国自身的传统医学。更谈不上在中医临床上有确切的指导实用价值。
2、当时这些传教士的医药知识未经专业培训,来中国之前仅一知半解,他们必然投有资格来认真传授。
3、有关医药方面的译本不多,而大多数中医对西方语言一窍不通,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成为进一步交流的障碍。
4、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不是传播科学文化,所以采取不合作不诚心诚意态度。像徐光启这样具有真才实学的大科学家,由于得不到他们的协作配合而终未能在生前完成几何学的翻译工作。结果拖了二百多年后才由后人续完。
5、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推行唯心主义的宋元理学,鼓吹封建纲常礼教道德,闭关自守,大兴“文字狱”、“八股”科举制。以此来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中西医汇通工作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