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书屋夜话录》浅绎

    ［原文］一法曰：补母。如水亏肝火盛，清之不应，当益肾水，乃“虚则补其母”之法，如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之类。亦乙癸同源之义也。

    ［浅绎］肝为肾之子，因肝木赖肾水以涵养，所谓“乙癸同源”。水亏而肝火盛，常见头痛眩晕，面红目赤，舌红少苔，脉弦细数者，法当补肾水以养肝，即“虚则补其母”。“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故水亏火炎之证，清之不应者，须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之类“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六味地黄丸为滋补肾阴之代表方。费伯雄谓：“药只六味，大开大合，洵补方之正鹄。”由于学派不同，褒贬不一。张山雷指责《医方集解》以之治“肝肾不足，真阴亏损，精血枯竭”不妥，果系精血枯竭，方中“苓丹泽泻，渗利伤阴，岂滋养之正将”?推崇王孟英“补水无泥六味”之说，且援引一贯煎、集灵膏、滋水清肝饮、滋营养液膏、坎离丹等“补水”之剂。山雷之言似过偏激，然所列诸方，确具滋养肝肾之效，可使后学以广见闻。

    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真阴既亏之人，相火多旺，呈真阴耗竭，孤阳妄行之势。此际用“六味补水，水不能骤生，以生脉保金，金不免犹燥”，大补阴丸能骤补真阴，较之六味尤捷。但诸药禀性苦寒滑腻，食少便溏及停痰伏饮患者忌用。有关资料谓该类方药，具调整内分泌之功，尝用治阴虚火旺之慢性肾炎、高血压、糖尿病、更年期综合征及甲状腺机能亢进等多种疾病。

    ［程氏歌诀］补母六味大补阴。

    ［原文］一法曰：化肝。景岳治郁怒伤肝，气逆火动，烦热胁痛，胀满动血等症，用青皮、陈皮、丹皮、山栀、芍药、泽泻、贝母，方名化肝煎。是清化肝经之郁火也。

    ［浅绎］气有余便是火。肝气不舒郁而化火，伤阴动血者，旭高取景岳化肝煎，“清化肝经郁火”。景岳谓：“怒气伤肝，动肝火则火载血上，动肝气则气逆上奔，所以皆能呕血。”强调“若气因火逆者，惟化肝煎”。《本草正》载：贝母“善解肝脏郁愁，亦散胸中逆气”；芍药“补血热之虚，泻肝火之实”；栀子清肝，“使火从小便泄去”；青皮“疏肝破滞气”（山雷谓“非峻品”）。仅此已足解肝郁，清化气火，火降气行，而“血自清”。至于陈皮“散气实痰滞”，而性温燥；泽泻“性降而利，善耗真阴”。旭高较少使用泽泻、陈皮，可能因此。笔者认为以清利肝胆湿热之碧玉散代泽泻，青芬行气之鲜橘叶代陈皮，似为稳妥。

    ［程氏歌诀］郁怒伤肝用化肝，气逆火动生烦热，青陈丹栀芍泽贝，胁痛胀满或动血。

    肝寒肝虚等证治

    《内经》丈夫“七八肝气衰”，仲景治肝气上逆之“吴茱萸汤证”及张景岳治寒疝之暖肝煎等，皆属肝气肝阳之虚证。古所谓“肝无温法”、“肝无补法”，虽早已为临床实践所否定，然时至民国初期，张山雷氏仍持“治肝病者，亦从未有当用温补之法者”之说。旭高不泥旧说，能系统提出肝寒肝虚诸证治，诚难能可贵。

    旭高论肝气肝阳虚，与江涵暾之观点一致。胡玉伦氏谓“秦伯未认为在肝虚证上，只重视血虚，不考虑气虚，显然是不全面的”。秦氏又在《论肝病》一文中，明确地把肝虚分为肝阴虚、肝血虚、肝气虚、肝阳虚，并提出了肝寒证。从而证明温肝、补肝之说，不仅是学术理论之需要，亦为临床实践所证实。

    ［原文］一法曰：温肝。如肝有寒，呕酸上气，宜温肝，肉桂、吴萸、蜀椒。如兼中虚胃寒，加人参、干姜，即大建中汤法也。

    ［浅绎］肝经固多火证，若其人素体阳虚，或久受外寒侵袭，见肝寒侮胃之“呕酸上气”、小腹痛、疝瘕等，治宜温肝。汇合《笔花医镜》脉左关沉迟，小腹痛，疝瘕囊缩之“肝寒”证，较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