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以前医药文化资源(续完)

    然而，这些久已亡佚的古医书中不论从医学理论，或医疗方法等方面，都和传世的古医籍有很多不同的特色，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传世古医籍内容的不足，这实在也是值得庆幸的。

    2古代建立和发展的少数医学学科

    在已出土的医药简帛中也多角度地显示出公元前二、三世纪以前业已建立，并在发展中的若干少数医学学科。它们主要是指临床医学的内、外、妇、儿等学科以外，少数具有独立性质的学科，其中包括房中、导引、兽医和法医等专科而言。这些学科在当时虽然都已具有了相当规模和影响力，然而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却都发展趋于缓慢，甚或被湮没不彰，因而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和探讨。

    (1)“房中”学科——“房中”一科始见于《汉书·艺文志》，是该书“方技略”分类中的四大类书目之一。这是中国古代的性医学专门学科。有关这一学科的专门著作从《汉书·艺文志》的收载来看已有8种，而其卷数也已有186卷之多。嗣后，这种房中学的专书仍续有产生，并且一直沿续到公元九～十世纪的隋唐及五代时期，其间有不少房中专科的书籍流传到国外的日本等处。有关它们的书目及佚文现在仍可从隋唐时期的史志、传世医书的《千金要方》、以及日本的《医心方》、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充分看出。然而自十世纪以降的宋代以后，有关这一学科的专书均已敛迹，房中一科已不再为医家称道。只能从早期古籍的佚文中窥知。但是这门早已失传学科的数种古籍却在马王堆出土简帛的《养生方》、《杂疗方》、《天下至道谈》、《十问》、《合阴阳方》等房中类医籍中看到，进一步弥补了这门学科的文献资料严重匮乏的空白。

    (2)“导引”学科——“导引”一称古又称“挢引”(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或作“道引”(见《庄子·刻意》的传本之一)、“步引”(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是早在先秦时期业已产生的一种养生健体、具有医疗体育性质的学科，但其内容并不局限于肢体运动，同时也涉及了所谓“行气”的呼吸运动，即现代所称的气功，以及按摩疗法而言。有关这一学科的专书曾有数种被列入《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的“神仙”家书目中。

    在唐宋以后的史志书目及养生类文献中，虽也收有这门学科的个别书目，但汉代以前的导引类专著却早已失传。而现在发现的简帛医籍中不仅从张家山出土的导引类古书有6种之多，而且还在马王堆出土了专门的彩绘帛画《导引图》。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汉代的导引专科文献提供了难得的原始物证。

    (3)兽医学科——我国的兽医学大约早在春秋时代即已肇始，据传春秋秦人伯乐(原名孙阳)有识马之能，并有治疗马病的专书。这在南北朝梁代的《七略》一书中已记有“《伯乐疗马经》一卷”。而《隋书·经籍志》中也载有“《伯乐治马杂病经》一卷”的书目，它们都是既知最早的一些兽医学科专著。同时在《隋书·经籍志》中还载有俞极氏(时代欠详)的“《治马经》三卷”，以及亡名氏的“《治马牛驼骡等经》三卷”……等数种兽医著作。但是这些古兽医专书不仅均早已失传，甚至连它们的佚文都早已不存。所幸者现在已能从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中看到了医治马病的医方残简6枚及有关检验马病死亡的残简1枚。同时，在居延地区先后两次出土的汉简中也能看到医治马、牛疾病的残简5枚。它们虽然都不是兽医学科的专书，但它们全是当时在我国偏远的西北地区由戍边部队饲养牲畜的记录中所看到有关兽医学的文档。由此也更能看出至少在西汉早期兽医学科不仅早已建立，而且已具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史实。

    (4)法医学科——法医学是在国家司法鉴定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也是伴随着我国古代早期封建制度建立后的必然产物。有关这一学科的古代专书的传世之作却只有公元十世纪(五代时期)《疑狱集》十卷(和凝撰)及其以后的一些著作，至于更古的法医学文献则已无法知晓。事实上至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代，我国的法医学知识已有长足的发展。而这方面的内容从上文所记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张家山汉简以及连云港汉简的记文中都可以充分看出。这些简牍广泛记述了有关法医检验的各种相应措施与方法。其中包括尸检、病检、疫检、毒检、兽检以及刑事侦察与急救等内容。从而使人们更能加深对中国古代法医学早期历史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