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医典籍中的烟害史料考释

    关键词：明清 中医典籍 烟害史料 考释

    摘要：烟草是舶来品，初始是作为药物收录于明代医家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本草正》。至明末清初起，烟草已从药笼中物演变成普遍的吸食行为，从旱烟、水烟、鼻烟的衍变，成为一种有害健康的不良生活方式。本文在检阅医药学典籍和笔记小说的基础上，复习古代医家有关烟害与健康的争论，个案和戒烟解毒的方法的记载等，从医学史的角度进行考释，探讨中国古代医家控烟意识的萌生和烟草从药品到有害消费品的演变过程，温故而知新，对我们今天开展控烟工作大有裨益。

    自明代万历年间(约1575～1620年)，烟草自菲律宾传入中国东南亚沿海地区，有淡巴菰、相思草、菸、金丝醺等诸多的称谓。尽管明末的崇祯皇帝和清初的康熙皇帝都曾下诏禁烟，但至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烟草已经从当初的药笼中物，逐渐演变成一种自“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的有害健康的行为习惯。而今，这种“棕色瘟疫”的流行，使中国的烟民已达3亿之众，加上被动吸烟者，烟草威胁着5亿人的心身健康。从烟草传入中国始，吸烟和烟害的争辩就拉开了序幕：明清两代的中医典籍，即医药本草、笔记小说等古代的传播媒介中，记载了诸多的有关吸烟习俗、烟草种类、吸食方式、烟草之害的史料，甚至出现了如清人陈琮的《烟草谱》一类的专业书。纵览这些史料，了解烟草从入药治病到普遍吸食的演变史、解毒方法的发明、戒烟医案的记载，从而温故知新，对今天开展控烟工作将大有启迪。

    医家的误解

    最早将烟草载入医书的，是明代著名的医学家张景岳。他在《景岳全书·本草正》中说，烟草是舶来品，“近自我明万历时始于出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植之矣。”张氏在书中举例说明，烟草有避瘅气、逐寒毒的功效，“性属纯阳，善行善散，惟阴滞者用之如神”。他在文中还总结说，烟气入喉后，上可温心肺，下可温脾肾。治表善逐阴邪寒毒、山岚瘴气，风湿邪闭腠理、筋骨疼痛；治里善壮胃气、进饮食，祛阴浊寒滞，消膨胀宿食，止呕哕霍乱；除积聚诸虫，解郁结止疼痛、行气停血瘀；举下陷后坠，通达三焦。如果仅从一味性味辛温药物的功效来审视，烟草确有以上所说的祛风除湿、行气止痛、开窍醒神、活血消肿、解毒杀虫的作用。张景岳还以亲自吸食的体验，得出了“人多喜服而未见其损者”的结论。平心而论，张景岳对烟草的药理功能和治病疗效的认识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得出的烟草吸食“醉人却无损”的观点是短视的谬误的。这是因为吸烟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不是立竿见影的显而易见，而是日积月累才能构成对脏腑气血的伤害。限于时间和科学的局限，张景岳不可能认识得十分清楚。但是，他的吸烟“无损”的观点，对后世医家认识烟害和吸烟习气的流行，无疑起着误导的作用。

    控烟的警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的嗜烟风潮，引起越来越多的医家和有识之士的警醒，从而萌生了有史可证的最早的戒烟意识。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人陈昊子撰写了《花镜》6卷，其中在论及花卉的药用价值时，就明确地指出，烟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抑且有病，投药不效，总宜少用”。医药学家在将烟草收入本草书时，也特别指出其毒副作用。清初医家张璐在《本经逢原》中，谈及烟草的作用时说，“闽人吸以祛瘴，北方借以避寒，今则遍及寰宇。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路，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1739年，医家吴澄50卷本的《不居集》问世。书中列有《烟论》一章，提出了“虚损之人，最宜戒此”的观点。他说：“无病之人频频熏灼，津涸液枯，暗损天年。”指出吸烟是妄损脏腑、无益长寿的恶习，是造成脏腑虚损的原因之一，其“为患更甚于酒”。清代另一位医家吴仪洛，增补明代汪昂的《本草备要》，增加了近300种新药，著成了《本草从新》18卷。他在书中将烟草归为毒药类，指出嗜烟能够导致“喉风咽痛、嗽血、失音之症”，发出了“卫生者宜远之”的告诫，旗帜鲜明地表述了控烟的主张。除医药家们的论述外，文人学者的笔记小说中，也可读到有关烟草的史料。清代金埴在《巾箱说》中云，烟草“明末始入中华，今人呼为‘相思草’，言不食则相思弗能已也”。说明烟草吸食可使人上瘾，成为不能自持的习惯。他在书中还记述了佛家把烟草比于荤腥之物，误服者须忏悔49日，方许礼佛。实际上，当时亚欧的许多国家，出于对社会经济和国民健康的考虑，都视烟草为祸害，提倡戒烟。土耳其曾当众烧死吸烟者，俄罗斯则有吸食鼻烟者割鼻子的处罚。在中国，1639年，明末的崇祯皇帝曾颁布禁烟令，规定“吃烟者死”。1718年，清康熙皇帝自己戒了烟和槟榔，并下旨军民官吏禁烟。只可惜令行禁不止，中国戒烟史上的两次行政干预都没有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