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废医存药”论及其历史影响

    去疾篇：俞樾武断地认为，人的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死。”“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肢达之，其气缪戾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病。”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

    《医药说》

    在《废医论》中，俞樾曾对中药大加攻击。到了晚年，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情景，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3］此时，体弱多病的俞樾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苟延残喘。为补“废医论”之失，俞樾又作《医药说》［4］一文。《医药说》篇幅短小，不足二千字，但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在论述中医和中药的关系时，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感服之”。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因此“不如多购各处名药以施人”。这里，其不信医而信药的态度十分明朗。

    俞樾曾提出“药不可恃”的观点。对此，他在《医药说》中的解释是：他后来所信的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俞樾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他对成药的发端和运用，有着这样的推理：“原药之所以自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沐泰山堂、杭州之药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

    历史影响

    《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废医论》着重从古文献中撷取例证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难免会形成违背科学的错误观点，得出荒谬的结论”。［1］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他的基本主张是“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后人批评此文医理不懂，逻辑不通。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七篇几无一篇立论确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5］尽管在后来的《医药说》，俞樾意识到“废医”理论的错误性，提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的矛盾观点，但俞樾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作者发难之时甚至没有想到，他的上述观点成为近代废除中医和废医存药思想的渊源，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几十年以后，“废中取西”思想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俞樾的思想和文字也成为欧化派考证上的依据。时至今日，鄙薄和轻视中医中药的思想仍然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