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东汉时期(4)

    《黄帝内经》的价值和影响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它的问世，标志着祖国医学由单纯积累经验的阶段，发展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 《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方药、养生预防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同时，所讲述的内容还包括对习医、行医的医德要求、心理学、时间医学、地理医学、气象医学等。这些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它不仅深受历代医学的重视，而且至今仍为从事中医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历史上一些著名医家的有影响的学术主张，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内经》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历史上朝鲜、日本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作为医学教科书。《内经》的部分内容曾相继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我国医学的发展史，充分显示了《内经》的价值及生命力，不仅中医学的任何一种学术理论或流派的崛起都可以从《内经》找到其渊源，而且当代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也可以或多或少地从其博大精深的论述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和新的发现。此外，《黄帝内经》中至今仍有许多未被完全开发出的内容等待着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三卷（也有五卷本）。全书以阐明《内经》的要旨为主，以问答的形式编篡而成。是《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重要中医典籍。 成书年代及作者 关于《难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一直有各种不同看法。根据文献记载，最早提到《难经》的书名的是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其中谈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但没有说明这些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中虽已正式著录了《难经》，但也没有注明作者和成书时间。直至唐代杨玄操的《难经集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出《难经》的作者是战国的秦越人（扁鹊）。但是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史记·仓公列传》和《汉书·艺文志》中都未曾记载《难经》，因此该书不可能是由秦越人所作。根据后人的考证，《难经》应成书于《内经》之后，约在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该书已经流传于世。至于其作者，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主要内容 《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提出了八十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内容涉及到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由于历代专家学者的更改校注，现在流传的《难经》版本早已不是原书的本来面貌。根据元代吴澄的分篇方法，《难经》八十一难被分为六篇：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脉学在《难经》占有相当的比重。《难经》对《内经》所提出的“寸口诊法”进行了发展，确立了“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指出了气口部位寸、关、尺三部的阴阳属性，每部的浮、中、沉三候，以及与脏腑经络的配合关系；论述了切脉独取寸口以诊断疾病的原理，是由于寸口为“脉之大会”，是十二经脉经气汇聚之处而决定的。此外，还具体讨论了正常和异常的脉象及其临床意义。《难经》的独取寸口法改变了《内经》的全身遍诊法，为后世普遍推行的寸口诊脉法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脏腑生理功能的同时，《难经》首次把右肾称为命门，明确了命门与肾的关系，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命门为“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从而开创了后世命门学说之先河。

    《难经》对三焦的概念和功能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记载了五脏六腑的形态，描述了一些脏腑器官的周长、直径、长度、宽度及重量、容积等，补充了《内经》的解剖学知识。 《难经》还全面叙述了奇经八脉的含义、内容、循行部位、起止、与十二经脉的关系，以及发病证候等，补充了《内经》中所缺乏的这部分内容，使经络学说更为完善。此外，《难经》还郑重讨论了针刺补泻法的运用。其中有迎随补泻法、刺井泻荥法、补母泻子法、泻火补水法，以及补泻的手法和步骤，误用补泻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等。从而对针灸疗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由于《难经》文字不易理解，所以历代医家对该书作了各种注本。最早的注本为三国时期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本，以后唐代杨玄操、宋代丁德用、庞安时、金代纪天锡、元代袁坤载、滑寿、明代马莳、清代徐灵胎、黄元御等，都对《难经》作过不同的注释阐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