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医学发展的政治嬗变因素

    《金史》、《元史》都有大量的瘟疫流行之记载，最典型的是金朝末年，金元交战京城汴梁的悲剧。贞祐元年(1213年)“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金史·列传·后妃下》)。19年后，汴京再次遭难，天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上》)。对1232年的事，李杲在其《内外伤辨惑论》卷上亦有记载：“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而同时，大疫亦是战争的后遗症，它常与饥荒并行，更进一步造成灾难后果。1297年“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同年，“真定顺德河间旱疫”，“般阳饥疫”(《元史·成宗二》)。

    社会问题的产生，必得有相应的社会主体去解决，儒医便承载着解决这种瘟疫流行的历史使命。一方面，他们顺应时代需要，积极地救护多灾多难的大众苍生，身体力行，“忘餐废寝，循流讨源，察标求本”(《东垣医集·东垣老人传》)；另一方面，在医者“动关性命”的社会良知感召下，出于医学实践和对现实的思考，他们提出了对古圣先贤的存疑，并提出自己的心得创见。如李东垣在阐发《脾胃论》时，便紧密地结合1232年汴梁大疫的情况而论，“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他从内因上分析此乃由于“胃气亏乏久矣”(《内外伤辨惑论》)。由此可见，战争、灾荒、瘟疫流行便是李杲《脾胃论》诞生的历史背景，而正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金元医家们从各自对疾病的观感与研究出发，创立了不同的学说。因此，从某种意义说，这种灾难性的社会现实存在，是中国医学获得实质性飞跃的激发机制，是医学不可或缺的社会实践基础。

    综上所述，金元政治变革成为医学发展的思想基础、人才结构与社会实践基础，从而最终促成中国医学发展的原始性因素。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610075) 易守菊 指导 和中浚本文由【中医诊疗网】整理：www.zlno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