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东汉时期(5)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立方严谨，用药精确恰当，化裁灵活，体现了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如麻黄汤是治疗伤寒表实证的代表方剂，用药仅四味，却君药、臣药、佐药、使药齐全，组方严谨，用药十分恰当。根据病情和兼证的不同，方剂可以化裁加减。如麻黄汤即可派生出麻黄加术汤、麻杏苡仁汤、大青龙汤等方剂。 《伤寒杂病论》十分重视药物剂量的变化，有些方剂尽管药味组成相同，但由于主药剂量各异，其治疗作用就不相同，桂枝汤和桂枝加桂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有些方剂，虽然药味组成相同，但因药物剂量不同，导致方剂的君臣佐使的组合发生变化，出现不同的治疗效果，如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三方的组成便是一例。因此后人称赞《伤寒杂病论》“药味增减，分两轻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伤寒杂病论》中还非常注重药物经过配伍所发生的协同作用。如全书共有百余首方剂使用了桂枝，桂枝与不同的药物配伍，发挥的效用也不尽相同。 书中创立的方剂，绝大多数都行之有效地流传至今，被尊为“经方”。目前不少经方仍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如白虎汤、麻杏石甘汤、茵陈蒿汤、瓜蒌薤白白酒汤、炙甘草汤、承气汤、白头翁汤、桂枝汤等。因此，张仲景被誉为“医方之祖”。 强调药物的炮制和剂型 《伤寒杂病论》对药物的炮制方法非常重视，认为通过炮制可以改变药性，达到增强药物作用或减轻药物副作用的目的。书中记载了多种炮制方法。如附子、乌头生用毒性大，所以一般都需要炮制；干姜炮用有辛通而兼苦降的功效，等等。 书中所用剂型之多，远远超过了以往医籍和简帛的记载。其剂型选择原则是因病制剂。汤剂具有吸收快，药力大，奏效显著，能随证加减药味和药量，适合于复杂的临床变化的特点，因此其应用最为广泛；丸剂药性舒缓，适用于病程较长而又难以速效的情况；散剂发挥效力比汤剂迅速，且无须煎熬，服用方便，为抢救危重病人的首选剂型。此外，书中还记载了洗剂、滴耳剂等多种外用剂型，对某些剂型的加工方法还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注重药物的煎服方法 《伤寒杂病论》十分讲究药物的煎服方法，对煎药的火候、时间、先煎、后入、绵裹、泡汁、烊、冲等具体内容均有详细说明。另外，书中还根据患者体质、病变部位、病情轻重、病程长短，以及脏气盛衰、阴阳消长等具体情况，提出了平旦服、空心服、先食饮服、顿服、分温再服、日三服、日三夜一服等不同的服药法。经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煎服方法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是治疗效果的重要保证。 3. 对后世的影响 从整部《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清、温、补、消（利）等八种治疗方法。该书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法则，为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被后人视为中医经典著作。

    1700多年以来，书中的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始终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书中提出的六经分证、病证结合的辨证方法，被后代医家推崇备至。不仅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至今仍在临床上发挥着作用。历代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诸如晋代的王叔和，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韩祗和、庞安时、朱肱、许叔微，金代的成无己，以及明清时代的许多医家，无一不重视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并把它视为习医者的必读之书。自宋代以来，官办医学校还把该书作为教材，同时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也更为盛行，出现了大批注解、阐发《伤寒论》的著作，明清时代甚至形成了学术上的“伤寒学派”。自唐宋以来，《伤寒杂病论》的影响还远及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直到今天，日本还有许多医家成立了专门研究《伤寒论》的团体，他们不仅采用《伤寒杂病论》原方治病，而且还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成药，广泛应用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