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家

　　皇甫谧出于自身的感受，即仅以“百日”的治疗，就把自己的风症及耳聋症治愈；又有感于《素问》、《九卷》等等之经义深奥难懂。为了著述能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寻检，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而使《针灸甲乙经》这部专著成为什灸学著作的嚆矢，历代对之评价甚高。王焘认为皇甫氏“洞明医术”，认为他的这部著作为“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四库总目提要》盛赞皇甫氏这部著作“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除《针灸甲乙经》外，皇甫谧还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帝王世纪》等。

　　四、葛洪（281～342）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东晋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后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参军，后来退出仕途，专事炼丹、医药及著作。由于他涉猎很广，在古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几乎无所不及，从而成为一个博物学家、哲学家，尤其在炼丹化学、医学等方面，成就显著，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医学家之一。他所遗留的著作：医学方面主要是《肘后备急方》；哲学、炼丹、养生方面的则是《抱朴子》，分成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前者主要论述炼丹，后者则是有关伦理道德的哲学著作。

　　葛洪博览群书，他的治学态度是博采百家之说，他曾说：“但贪广览，于众书无不暗诵精持，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抱朴子·自叙》）他的这种态度在医学上表现犹为明显，十分重视其前代各医家的宝贵经验，所谓“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无化……近将千卷”。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调查，俾能“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他明确提出“诸后作而胜于前事”，“古书虽多，未必尽善，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乎伐猎其中”（《抱朴子·钧世》）。并宣称“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书无黄帝仓公和鹊窬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肘后方序》）。的确，在《肘后方》一书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现。他十分注重实践，不仅亲自实践炼丹的过程，对种种疾病，他也作了周密的观察和亲自治疗。在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进行“目验”，反对“信耳而疑目”。这也是他在医学实践中能取得那么多前人所没有取得的成就，达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对医学问题，不是局限在简单的验方单方治病方法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从哲学的高度，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医学。在诸如人体、疾病、治疗、预防等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论述。

　　葛洪对人体患病的原因，认为“风冷与暑湿不能伤壮实人也”，“体己素病，因风寒暑湿而发之耳，苟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之能伤也”，（《抱朴子·极言》）。这是对人体精神、肉体关系与对疾病发病的辨证关系的透彻的论述。《肘后方》明确提出“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错杂”（《抱朴子·杂应》）这只能在深入具体实践，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取得。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区，要求简便验廉的治疗方剂方法，并明确提出这个方剂的疗效及疾病的预后。在许多方剂之后都附有“验”、“佳”、“立效”、“差（瘥）”等。他摒弃用贵重药、大方、如对伤寒，他没有照搬麻黄、桂枝、青龙、白虎、四顺、四逆等古典方子，而是提出四个应急的易得的方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己须买之者，亦皆草百贱价，所在皆有，兼之以灸……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他所提倡的这种医疗风气，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五、秦承祖（公元五世纪）

　　曾在刘宋初期任大医令，并奏准设立医学。似此，则当为我国古代医学教育之嚆矢。秦氏尤精于针灸术，著有《偃侧杂针灸经》三卷，《明堂》三卷，《侧偃人经》、《本草》和《药方》等，另有《脉经》六卷，均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