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惠政策吸引人才 新加坡成科学家乐园

    越来越多的美国顶尖生物医药科学家不远万里，飞越大半个地球投奔新加坡这个花园国家。而吸引这些人才“倒流”的因素，就是新加坡开放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充裕的科研资金。有专家警告说，美国可能从此要丧失在生物科学领域全方位的领先地位

    今年夏天的时候，雷切尔·克鲁特和塞勒斯·帕潘夫妇还在为他们的前途发愁。两人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医学专业博士后高级研究员，可是去年，美国生物技术研究经费主要来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被大幅削减，生活一下子成了问题，“突然之间，一切都垮掉了。我们忽然没前途可言，除非我们挖到宝藏。”帕潘回忆说。

    短短几个月后，帕潘夫妇在新加坡找到了归宿。他们接受了新加坡纳米技术工程院的邀请，担任该所的主任研究员。现在他们不但拥有优渥的薪酬、设备一流的实验室，还时不时能偷闲浏览这个花园国家的美景。帕潘感叹地说：“这简直就是美梦成真。”

    科学家选择定居新加坡
    和帕潘夫妇一样，越来越多的美国顶尖生物医药科学家不远万里，飞越大半个地球投奔这个小小的花园国家。而吸引这些人才“倒流”的因素，就是新加坡开放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充裕的科研资金。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生物医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而随着这些人才的流失，有人警告说，很快新加坡就将取而代之。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金永明说：“美国可能从此要丧失在生物科学领域全方位的领先地位。取代它的可能是日本、英国、中国，或者是新加坡。”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曾试图发展电脑元件制造业，以此作为经济发展龙头。现在，他们又将目光投向生物科技行业。新加坡政府广招贤士，吸引到了全球最高水平的专家，例如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来自美国圣地亚哥的悉尼·布雷内、美国国家癌症学院前主任刘德斌，还有1996年成功克隆多莉羊的英国科学家艾伦·科曼。这些人正带领新加坡在克隆干细胞、癌症基因和其他先进的医疗技术研究加入全球竞争的行列。

    动荡导致美国人才流失
    人才的倒流与美国科学界的动荡脱不了干系。“9·11”后签证难求，外国学者进入美国难度加大；美国联邦政府禁止进行干细胞研究，而全美国都面临着生物科学基金紧张的困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生物科技人才的流失。

    在美国，科学家要进行科研，首先要和众多竞争者抢夺研究经费。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基因流行病学家希尔斯塔德就为此大伤脑筋，他说：“他们只是给你拨出一个小地方，然后对你说，你自己去争取经费吧。”

    现在，新加坡政府准备好了宽裕的资金等待着全球的科学家，单对生物医学产业就投入了几十亿新元资金。

    营造宽松氛围吸引科学家
    文章开头提到的帕潘夫妇在刚来到新加坡的头6个星期时间里，就像进入糖果店的小孩子一样，贪婪地购买实验室的各种先进仪器。虽然在新加坡，科学家们领的薪水并不比美国高，但得益于新加坡较低的消费水平，科学家照样可以在这里过很优越的生活。新加坡政府为科学家开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有孩子的科学家甚至有额外的补助，让孩子上得起精英学校。

    为吸引高科技人才落户，以法纪严明著称的新加坡近来更是松动严苛的社会控制——《欲望都市》可望上演，夜总会将24小时开放，只为营造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打消科学家思维方式因社会管制太严而趋于保守、缺乏创造力的顾虑。

    科技天堂新加坡
    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并没有妨碍西方学者，生物信息和纳米技术领域内的众多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先后加盟新加坡。那里不只拥有资金充足的实验室，还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去年暑假，同为“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后的雷切尔·克娜特和赛勒斯·帕朋夫妇，正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他们希望两人都能在同一城市里找到自主支配的试验室，在美国，即使你是著名大学的突出专家，也几乎不可能。

    但在新加坡，他们实现了愿望：两人都拥有了一份诱人薪酬的工作和装备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在工作间隙还可尽享新加坡海峡对岸苏门答腊岛的美景。

    诺贝尔奖得主也来了
    其实克娜特和帕朋只是美国“高知逆向移民”队伍中的一个典型，他们从世界生物医学实力最雄厚的美国，移民到亚洲在该领域发展迅速的一些国家。

    没有谁不知道新加坡法治严明，它甚至禁止随意乱吐口香糖。1994年，一名美国男孩在新加坡因违反该条款而遭到拘捕。但这些来自西方的科学家们说，这里有了宽裕的资金的开放的科研环境。

    “这里美梦成真！”帕朋在他的住所里对记者说。他的住所和美国的高级住宅没有什么两样，除了房子周围的绿化植物种类———乔木取代了美国的灌木。他的住所离新加坡超现代化的生物科技研究园“纬壹”（意指新加坡的位置，赤道北纬1度），只有10分钟路程。新加坡在生物领域的投入已经超过几百亿美元，招徕到的科学界巨头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圣地亚哥“索克生物研究所”的悉尼·布雷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前部门主任爱迪生·刘，1996年成功克隆第一只哺乳类动物绵羊“多利”的英国科学家爱伦·科曼。

    得益于美国政策障碍
    新加坡在这些领域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科学界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因安全对外国学者的签证进行严格审查和限制、联邦政府限制干细胞研究、压缩生物科技领域投入资金等等。

    “美国可能再也无力在所有生物科技领域都保持领先地位，日本、英国、中国，甚至新加坡都可能成为领跑者！”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教授金永明说该大学生物工程系和新加坡一些研究机构在某些领域有合作。

    和在老家一样舒服
    帕朋和克娜特在新加坡新住所的餐厅墙上装饰有中国人物贴画。尽管英语和汉语同时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但4个孩子正在学习汉语。

    39岁的帕朋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他在美国生活时老感到自己是“外国人”。洛杉矶一些公立学校里面的种族冲突现象，也让他的妻子感觉十分不安。但来到新加坡后，邻居都很友善，小孩也受到老师同学的欢迎。

    自196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对言论、集会、游行和新闻舆论等进行了长期掌控，有效平息了主要居民如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西方人种之间的冲突，各人种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在这里基本上看不到流浪汉、犯罪或腐败的现象，帕朋和妻子在这里感觉很惬意，和在德国本土一样舒服。

    科研经费不成问题
    帕朋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物成像时，克娜特也在那里攻读生物神经学博士后。他们在研究方面齐头并进，但收入却捉襟见肘：最大的孩子8岁，另外还有一对7岁的双胞胎女孩。“孩子们花掉了我们几乎所有的薪水。”41岁的克娜特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是美国科技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在去年预算大幅度缩水。“突然间，好像一切都崩溃了，我们的前途变得非常渺茫，只寄托于某天天上能掉下馅饼！”帕朋说。这时克娜特收到了新加坡一个同事的信。

    同事在信中写道：“你认识的人中有人愿意到新加坡来工作的吗？”克娜特很快就想到“自己”。他们同时接受了职位，分别负责领导生物工程和纳米技术研究所的两个实验室。

    在美国，即使是国家一流研究所也为科研经费大伤脑筋。2年前，马克·斯拉泰德还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个不得志的流行病学家。“他们给你发挥的空间实在太小，就是拼命也得不到认可，这里的政府做得相当出色，因此我选择离开哈佛！”斯拉泰德说。他现在供职于新加坡生物信息研究所，科研经费在这里绝对不成问题。

    戴维斯·尼格以前是美国宾州大学的基因学家，他和他的3个同事接受了新加坡“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职务。“我们在新加坡能得到更充足的研究资金、更好的设备和设施。”尼格说，他将在明年1月份启程前往新加坡。

    新加坡的薪酬和美国大致相当，但生活水平比美国低很多。另外，西方学者的孩子还能得到新加坡政府的补贴。即使请人打理一切家务，其收入也比在美国高出很多。

    理想的研究乐园
    新加坡研究机构的组织结构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组织形式差不多，其研究的基金也是由院长分配。不同的是，实验室研究主任可以自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主任手下大概有5－15名研究人员。工作绩效的评估和美国一样，以论文、发明和专利等作为依据。

    帕朋研究通过新陈代谢的产物来诊断疾病，他向记者展示了其实验室内一台价值60万美金的共焦显微镜，这是一种用激光和荧光来探测生物蛋白和新陈代谢排泄物的高级仪器。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这些设备。但对在美国本土的高级研究人员来说，这种试验条件简直就是奢望。他和克娜特在来这里的头6周里，就是在大量采购试验设备，就像小孩在糖果店购买糖果一样快乐、随意。他们对照试验设备目录，一举买齐了各种试验器皿、专业计算机、试剂等所有设备和物品。

    帕朋还订购了一台价值40万美元的核磁共振光谱分光计———超高精度代谢物分析仪器。“科研经费一直是令所有研究所头痛的问题，在这里却例外，如果你确实需要，你就可以得到。”帕朋说。当美国国内还在科研经费上永无休止地争吵时，新加坡却成了众多科研人员的理想研究乐园！

    政府大力扶持
    布什政府明文禁止了干细胞研究的某些领域，这一做法激怒了该领域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但新加坡政府却大力支持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全新的生物防御计划和实验室安全法规。9·11事件之后，美国的签证把成千上万的亚裔专家和学者拒之于美国科研机构之外，新加坡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同时支付丰厚的报酬。

    新加坡科技研发处主任菲利普·耶沃说：美国的安全政策为新加坡打开了“一扇带来机遇的小窗”，我们正以尽可能的速度推进研究项目。

    生物科技是新加坡致力成为技术强国而发起的第二轮冲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以计算机部件制造作为科技兴国战略。“当新加坡表示要以电子业务振兴该国经济时，引来了世界的一片唏嘘声。但如今他们果真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的运营商之一，现在又启动了生物工程。”美国未来研究机构的技术预测者保罗·萨佛这样评价说。

    薪资低廉国家的竞争，以及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大大挫伤了电子行业的发展元气，新加坡的经济也因此走向低迷。新加坡政府认定国家未来的发展要依靠生物科技等高级科技领域。因此他们采用了如第一轮冲击一样的策略：中央掌控，并以充足的资金作为这些高科技产业的支撑，加强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鼓励与基因、纳米技术和其它一些研究机构的合作，来提高投资的回报率。新加坡“国家生物信息研究院”的7栋楼房最高的5层都以天桥连接在一起，众多生物信息专家就在这里分析、研究众多科学数据。目前好几项胚胎干细胞研究成果都出自这里，而美国科学家就是这些研究的主力军。

    生物科技硕果累累
    去年建立的新加坡“生物工程和纳米技术研究所”，现在已有好几十项研究成果获得专利，其中包括高精度癌症探测设备、非典检测设备，以及烧伤或伤口透膜技术覆盖技术等等。“有时我认为新加坡政府就是一个风险投资的大公司”。华盛顿大学名誉校长李·汉斯特曼说，他也和新加坡在科研领域有合作。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分子生物学主任、世界最著名的克隆技术专家阿克塞尔·乌尔雷奇，最近也同意领导新加坡的一个基因研究所。他把新加坡的“生物城”比作生物“硅谷”。

    高质量研究、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使新加坡成为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的发展天堂。瑞士制药巨头诺华（Novartis）最近在新加坡“生物城”新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外国公司在去年一年内向新加坡追加了近60亿美元投资，这些资金主要投入到除电子行业以外的制造业。

    美国斯坦福大学干细胞研究所主任欧文·威斯曼说，新加坡“生物城”的实力可以和英国剑桥分子生物研究所匹敌，后者在1953年发现了DNA结构。新加坡计划在临近该生物科技园兴建居民区、购物中心、学校以及娱乐中心。“我多么希望在剑桥也有一个类似的‘生物城’。”威斯曼说。

    个人主动性稍显不足
    新加坡对于民众的严格控制，也带来了它内在的一些问题。为美国科技界珍视为积极因素的冒险精神，新加坡民众却为此退避三舍。

    “他们确实训练有素……但不会进行什么挑战。”新加坡基因研究所的林伟其说，在台湾出生的她曾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的生物科技公司工作多年。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个：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专家；输送大批学生到国外学习。新加坡最近每年选拔最优秀的100名高中生到国外知名大学深造，一直到研究生学位的学费都由政府承担，条件只有一个：回国服务6年。

    尽管新加坡的严厉法制，会让帕朋他们在生活中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但他们认为这里的法律是公正的。和很多西方人一样，他们对新加坡的个人形象要求也抱有戒备心态。“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能乱吐口香糖，感觉有点烦，但是我没有必要去乱吐口香糖。”帕朋耸耸肩说。

    帕朋还提到了自己在新加坡碰到的一件小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一样，仰面躺在“生物城”喷泉旁边的长椅上，一名警卫立即赶了过来。“我被礼貌地要求站起来或以端庄的姿势坐好，理由是那样不文雅！当时我被这一莫名其妙的请求弄晕了脑袋，但是我想到自己是在这个新建、宏伟的‘生物城’内，我还是慢慢地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