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黎佩兰《时症良方释疑》的学术成就及其意义

    2.专病专治，早用重用 黎氏于“鼠疫方释疑”中指出，此方初传肇城，“用者疑信参半，稍知医者不以为然，深于医者尤不以为然”，“近人初起，误于医者十之七，误于时者十之三，误于轻剂者十之五，误于半途改辙者十之九”，“曾见有用仙方活命、羌独芎夏，轻症变为重者；用麻黄桂枝、生芪乳香，稍重变为危者；用附桂参术、吴萸干姜，顷刻立毙者”。黎氏用所见所闻及亲人相继病亡换来的惨痛教训，切切叮嘱要坚持“有是症采是药”，全书反复强调治疗鼠疫病当以解毒活血汤专病专治，早用重用，不可迟疑，免致误于药、误于轻、误于迟。时医不必拘泥于三阴三阳，只于此方随症加减变化。如在“加减法”中，黎氏记载随症加减法“热甚，或手足冷，或有核，或无核，均加犀角、羚羊角、西藏红花各二三钱；痛痹，抽搐，重加羚羊、石膏、西藏红花；……小便不通，加车前、木通各二钱，羚犀各钱半”等十多种兼症的用药加减法。可谓句句珠玑，字字千金，确是“使人易晓，易从其用”。其经验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专病专方专治，随症灵活加减的典范。

    疫病的产生多为同一病邪戾气所致，其病症虽随阶段不同而有轻重缓急的不同，但不论男女老少，体质强弱，多以症候表现类同为其特点，因此对同一时期疫病的治疗多可采用专方专药治疗，配以对症加减，可取得良好疗效，这也是符合辨证施治基本原则的。因此对于一些已经实践证明有效的验方应多加关注和研究。

    3.博采众法，内外合治 人命至重，贵逾千金。黎氏不仅主张治疗鼠疫病当以解毒活血汤专病专治，且每于急症重症，博采众法，内治外治，合宜即用。如“伍姓妇案”，黎氏“有重症用大剂而愈者”，内治用解毒活血汤双剂加犀角、羚羊角、西藏红花追服，外治用黄蜞吸之，内外同用，患者即刻痛减核消。此外，“治法”篇中还介绍了一些《汇编》未曾收载的外治法，如“倦惫宜用鸡蛋白，乱发蘸擦，使瘀热外宣”，“将数剂药渣煮水，使病者洗抹，以宣通毛窍，解散瘀滞，肢体流畅，病易痊矣”，“辨症”篇中对“渴呕”之处理，“加姜汁不效，宜急用枧水擦胸及周身以泄胃热”等等。

    4.医案详实，治验丰富 《释疑》虽删去了《汇编》中的17则治案，但补充了39则亲身治验，其顺序并不是按时间先后随意排列，而是按病情的轻重危急、施治的及时合理与否、用药有何失误来分类陈述，特别是大量列举了误药不救的原始记录病案，切实地记录了病邪的危险可怖，病情的瞬息万变，用药的方圆守变和临床的辨证思维。其中轻症数剂而愈者3则，因用轻剂而变重者10则，有顽症初轻后重多剂而愈者4则，有误药在前能用大剂亦可救者5则，有误药变深不能救治者6则，有将愈而食粥而毙者2则，有误药立毙者5则；有危症缓治虽用大剂不能救者4则。确是珍贵的中医药鼠疫防治验案。

    5.审时度势，胆大心细 清代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医道通治道论》中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余；患小病，以小方攻之，则正气无伤。”鼠疫病为甲型急性传染病，其起病之快，传变之速，危害之重，匪夷所思。黎氏治疗鼠疫当机立断，急则治其标，用药攻病审时度势，依据病轻重而决定药量大小，务使药病相当，患大病即病势急重，邪气正盛，应以大剂重剂投之，使其足以攻邪令病气无余。若药轻病重，有如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且贻误战机。如“治曾姓妇案”中，曾姓妇初“颈有微核”，他医只用解毒活血汤略加桃仁至五钱，患者“是晚大热发狂，随屋走逐”，黎氏嘱其用大剂，连灌七八服遂愈。此症初失之轻剂，后改用重剂乃可救。此外，黎氏还认为临症施治，贵在辨证精当，药不乱投，特别是内伤久病，往往用药要费些时日，方见其功，故不能因不见速效，或为人言所惑而屡屡更方，或见效后遂停药，要做到有方有守，才能药到病除。但当时许多医生感于解毒活血汤太过霸道，而误诊误治，导致一些病人不能救治。黎氏在治案中就记载1例，患者初“发热，颈微核，头微晕”，初用解毒活血汤，二服未效。第三日“头顶百会穴突起一黑点如豆，午后渐大如钱”，延别医，以为痰火，谓最忌桃仁，改用三黄、石膏，加紫花地丁三四剂，服后“热如故，头重不能起，疔渐黑大寸许，不觉痛”。后改敷清凉解毒药、柿树寄生、解毒活血汤，仍如故，频泻水。前医用瓜蒂涌吐，患者“越日毙”。此症当重用犀羚羊，加大承气、白虎汤也，可初误于轻，再误于不中病之药，三误于庸医之妄猜，悔无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