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温病学派的形成与发展（1）

    祖国医学中的温病学说，远在《黄帝内经》里面已有提及，《难经》以及《伤寒论》里面都有叙述。

    《素问·生气通天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热论》：“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

    在《难经》里面提到的“湿温、热病、温病”等几个外感发热病的名词，被后世温病学著作中经常引用。

    《伤寒论》总结了公元2世纪以前对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经验，同时也叙述温病的证候，是以病初起时“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指出不可误用汗法。这给后世温病学说的成立，并主张用辛凉清解的治法，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公元3世纪晋代医家王叔和的见解，认为温病的感染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并有新感与伏邪之分。

    公元7世纪以后，对于温病学说继续有所发明。《诸病源候论》把温病列有二十二候；《千金方》里面载有治疗温病的方药：《外台秘要》列有温病门，记载了温毒、温热、温毒发斑以及冬温、冬温发斑等。

    宋、金、元时代四大医学家之一的刘完素，他对热性病的认识，用药主张寒凉，这对温病的治疗，起着先导作用。

    明末医学家吴有性写成《温疫论》以后，更给温病学说的形成为一门专科学问，创造了前提。

    公元1641年(祟祯14年)，政治腐败，清兵入侵，人民生活困苦，疫病流行，山东、浙江、河北等地，感染疫病者更多，当时医家们都以伤寒法治疗而不能取得效果。医学家吴有性，字又可，江苏震泽人，用自己的实践经验说明伤寒与温疫两者完全不同，他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温疫论》，书中对温疫的传染病源、传染途径以及传染病的免疫性，都有独到的见解。吴有性认为温疫的发生，既不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也不是由于新感和伏邪。所谓四时不正之气、新感和伏邪的说法，原是晋代王叔和在发挥《黄帝内经》的理论上，认为“冬令严寒……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王叔和的说法一直影响着温病的感染原因以及温病有新感和伏邪的病理机制。到了吴有性的《温疫论》就不以为然，他认为乃从口鼻而入的感染了一种物质--戾气。并说：“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还指出戾气是肉眼不能察见，感觉不能触知，耳不得闻，鼻不得嗅的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体。

    吴有性对温疫的免疫性方面的观察，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温疫论》中写着：“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

    由于吴有性创造了对传染病的病因学说，通过他的精细观察，指出戾气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温疫病专书，使后来的温病学说在治疗措施上采用清热解毒的方法，再一次起了很大的作用。

    温病学派的形成与发展（2）

    公元18世纪以后，温病学说大大地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温病学派，被推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清代著名临床医学家叶桂(公元1667-1746年)，字天士，原籍安徽歙县人，后迁苏州。他少年时就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学术，又曾先后从师17位，虚心学习各家长处。由于他的毕生精力忙于临床工作，因此著述不多，《温证论治》和《临证指南医案》都是学生们辑录而成。叶天士把外感温热病的病理现象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来概括说明先是由呼吸道感染，严重时可以出现神志昏乱，在辨证时把温病的症状分成"卫、气、营、血"四个类型为纲领，说明疾病的深浅程度，作为缓急论治的依据。同时也说明病势轻重和发展趋向，卫--表症，气--由表渐渐入里，营、血--里症。如病初起在卫分，较轻；病邪从卫到气、到营血，逐步深入，意味着病势越来越重。叶天士并且总结了历代医学家的经验，丰富了辨证的内容，创造性地运用观察舌苔、验齿以及识别斑疹和白痞的方法，对临床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治疗上施用清热解毒、芳香开窍、养阴生律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