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因方》看《金匮要略》

    《三因方》中所谓“寒喜中肾”，“暑喜归心”，“湿喜归脾”，“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这些也都是在《金匮》基础上的展开，《金匮》原文中如“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腠，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师曰：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等，就是对病邪“亲和性”的论述。

    可见，陈无择的三因论确实是在《金匮》病因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成。陈无择将仲景之“客气邪风”具体化为“六淫”，并把“客气邪风”称为外因，把“房室金刃虫兽所伤”引申为不内外因；同时，结合《黄帝内经》五志太过致病的理论，概括了仲景关于情志致病的论治，将“七情”称为内因。有关七情内伤的认识，虽然在《内经》中有反复强调，在《金匮》中也有具体证治，但在仲景的三因中尚未明确归入，陈无择此举更为简洁了当，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明快的归纳方法，诚如他自己所说：“《金匮》之言，实为要道。巢氏《病源》，具列一千八百余件，盖为示病名也。以此三条，病源都尽，不亦反约乎。”

    不管以三因约束所有的病源是否合理，抑或以三因归纳所有的病证是否可能，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两点：一是中医临床经过了隋唐时期的发展以后，医家有了由繁返约的要求，以利在实践中方便掌握；二是仲景之书对当时医家的影响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或者说是当时医家对仲景书的价值又有进一步的认识，即用仲景之说来规范临床证治是再好不过的了，《三因方》就是一个极好的体现。

    存原文可供对照

    《三因方》中引用《金匮》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冠有“金匮曰”、“方论曰”或“经曰”、“论曰”等，甚至有的地方有“新校正要略者”之称。如此被引用的内容，在文字上一般与《金匮》大体相同。如《三因方·内所因论》讲到：“及观《金匮》之论，其得为多。肝虚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制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盛，心火盛则肺金受制，肝气乃舒，肝气舒则肝病自愈，此补子之意也，肝虚则用此，实则反之。”这段话在《金匮》首篇第1条原文中出现，文中的“制”，目前《金匮》的版本中作“伤”，两相对照，有利于对原文的正确理解。

    《三因方》中更多的是对《金匮》原文的直接摘引，如《三因方·五脏中风证》曰：“肝中风，头目(目闰)，左胁偏痛，嗜甘。心中风，翕翕发热，食则呕。脾中风，皮肉(目闰)动，发热，短气，如醉人。肺中风，口燥而喘，身重，胀肿。”《三因方·五脏中寒证》曰：“心中寒之状，其人如啖韭蒜状，剧则心痛掣背，背痛掣心，犹如蛊注。……自吐。”“肺中寒之状，喜吐浊涎。”这些文字与《金匮》原文大同小异，或多少有所不同，如肝中寒的内容就完全不同。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三因方》在叙证或在治疗上有些还胜《金匮》一筹。如《三因方》关于女劳疸有“中焦热郁，故能发黄，下焦气胜，故额黑，上焦走血随瘀热行，大便溏黑，贵胜人有男女同室而浴者，多成此病，摄生之人，不可不知”之说，治疗以滑石石膏散和硝石矾石散。

    再如《三因方》对肺痿的论治：“身冷，内烦，多唾，唇燥，小便反难，大便如烂瓜豚脑状，欲咳不咳，咳出干沫，唾中出血，心中温温液液，上气，喘满，或燥而渴者，多因发汗，利小便，或呕吐，消渴，数服快药，重亡津液，致热在上焦，故成肺痿。甘草干姜汤，治肺痿，多涎唾，小便数，肺中冷，必眩，不渴，不咳，必遗溺，所以然者，上虚不能制下也。人参甘草汤，治肺痿，咳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显然与《金匮》原文也是同中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