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岭南医学文献书目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馆藏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其书目的特点。数量上以讲义居多，涉猎较全，分科较细，符合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方式。专著以研究《伤寒论》为主。中医期刊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出版的数量最多，收录了一些名家著述和医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馆藏书目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简称“中医专”）建成于1924年，是现今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由于此历史渊源，该校图书馆收藏的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如卢朋著编的《医学史讲义》、《药物学讲义》，梁翰芬编的《诊断学讲义》、《治疗学讲义》，陈任枚、刘赤选合编的《温病学讲义》，梁湘岩编的《针灸学讲义》，陈汝来编的《儿科学讲义》等中医专教材，同时收藏的还有民国时期其他中医学校的讲义，如，钟少桃编的《温病学讲义》（广东光汉中医学校）、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广东光汉中医学校）、梁湘岩编的《病理学讲义》（广州汉兴中医学校）以及各种专著，如陈伯坛的《读过金匮》、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陈永梁的 《中国医学史纲要》、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八卷、卢觉愚《觉庐医案新解附医话录存》等等，还有部分学术期刊，如，《中医杂志》、《医林一谔》、《广东医药杂志》、《新中医》、《杏林医学月报》等，总计约有101种（《馆藏岭南医学（1911～1949）书目》）。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书目分析

    1.讲义 从《馆藏岭南医学（1911～1949）书目》中可统计出讲义有75种，专著、期刊共26种，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医文献以编著讲义为主，因当时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医教材，全国各地的中医院校使用自行编写的讲义用于教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这些讲义涉猎较全，分科较细，既有中医的基础学科，如，《生理学讲义》（5种）、《病理学讲义》（2种）、《诊断学讲义》（2种）、《药物学讲义》（3种）、《医学史讲义》（3种）等等，又有《内科学讲义》（1种）、《外科学讲义》（1种）、《儿科学讲义》（4种）、《妇科学讲义》（3种）、《喉科学讲义》（1种）、《眼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2种）、《伤科学讲义》（1种）、《花柳学讲义》（1种）、《法医学讲义》（1种）等应用科学，符合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方式。

    1928年著名中医学家蒋文芳第一次召集全国11所中医学校教务负责人教材编辑委员会，进行中医教学经验交流，各地代表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但未能就课程、教材、学制等问题达成统一意见。1929年7月，我国中医药界在上海召开第二次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该次会议由全国医药团体联合出面召集，参加的院校代表均系我国近代中医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广东地区出席的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陈任枚、卢朋著、胡真以及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的卢宗强，陈任枚出任该次会议的主席。此次会议就中医教育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商讨，规定学程，编撰课本，统一教学，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我国中医教育已经开始成熟。［1］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确定全国统一中医教材，但推荐了一批优秀的教材，其中不乏广东地区各校编辑的教材。如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在中医教材编辑会议上被诸委员交口称赞，谓：“各地此项人才，若凤毛麟角，纵有之，不能秉笔作讲义。而管氏讲义，节目如此其详，资料如此其富，议论如此其精，辞义如此其达，真可法传，亟望管氏书流播，全国奉圭臬，庶惠疮痍而教普及也。”［2］陈任枚的《温病学讲义》对自明清以来五百年温病学发展作了总结：“大抵学术之变迁沿革，必随自然之趋势，以适应环境所需要，乃足以创造学术，而卓然自成一家，医学何独不然?明清以迄今，研究温病学者日多，其方法亦日以精密，则此五百余年中，为温病最盛之时代，断然而无疑也。”［3］该书被公认为当时学校各科讲义编纂质量最佳者，此外，卢朋著为广东中医专编写的8种教材：《医学通论讲义》、《医学史讲义》、《医学源流讲义》、《医学常识讲义》、《方剂学讲义》、《药物学讲义》、《本草学讲义》、《法医学讲义》等，也有一部分被此次会议收录。广东中医专使用的教材获得全国一致好评，“各处国医学校讲义，收广东中医药学校者颇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