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的政治情结

    人们总以为，医家大都是被社会政治抛弃的一派清流，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贤明之士。但事实上，医家自己从不作如是观。在他们内心深处往往有着极大的自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实际上是“不为良相，才为良医”。他们只不过无奈地换一种方式来渲泄自己高远的抱负。而参政、从政的愿望却永远是他们心中难解的暗结，一有机会，政治情结便会通过他们的言谈或医理阐述浮现出来，“上医医国”者是他们亘古不变的人格追求。他们将治病与治国视同一等，时刻准备着救民于水火，在关注人体生命的同时，他们也关注着历史与社会。因此，对中国的医生来说，行医只是他们实现其道德理想的手段。医学理论只不过是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分支，或是社会政治理论在人体上的一种表现或延续。
    于是，中医理论的一大特色便是它在与原始巫术漫长的分手途中，它的人文因素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它已经不满足仅用人体的术语来解释自然和生命，社会政治伦理观也渗透进来。在中医药理论中，君（心为君）、臣（脾为臣）、将、相，尊卑大小等社会术语无所不在，人体生命俨然一个完整的伦理社会。而这，正是道家与儒家对立冲突的焦点：道家始终力图排除人类的价值判断，认为仁、礼等这些儒家的核心观点无非都是人类社会病态的表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性中真正重要的是生生不息的本能，它反对儒家发现的那些值得重视的人类的独有特征，而宣扬用宇宙的术语来认识人，来揭示生命。
    是的，如今我们已经习惯用儒道互补来诠释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但互补并不能遮谏社会思想的主流，要想揭示主流思想的渊源，我们就不得不去探索历史表象以及历史表象的背后，以期找出这绵延不绝的政治情结产生的心理及社会基础。
    1）中医学者们是古代教育万能体制下的产物，道德训练和知识训练使他们对任何一个问题都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考虑。
    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思潮的一个基本假定便是：教育是改变人类行为的关键，也是解决社会问题及政治问题的关键。而靠接近圣人类接近“道”的儒家教育方针远比道家的靠接近自然来接近“道”的教育方针有效，而且实用。在我们的发蒙时代，儒家教育方针就把我们引上了一条重人文及伦理道德，轻视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的路上。“仁”与“礼”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从小都耳濡目染，随时随地的“道德训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我们最早的关于社会伦理的知识，“忠君保民”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首要的政治素质。孟子更直截了当地把政治作为知识分子的专业：“士之仁也，犹农夫之耕也。”于是乎，历史与政治成为每一个知识分子关注的要点，圣人与楷模是每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而道家思想充其量是一种反抗或作为我们主导思想的逆反心理而存在。儒家的价值判断已经根深柢固。当我们长大成人，独自睁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对一切值得重视的人类社会独有的特征已经非常清楚，除了诸多与个人关联的人间忠教义务外，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社会义务，并且我们会用这些宗法观念、社会等级观念、政治特权观念评价、衡量一切事物。
    而且这种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为封建社会输送人才的教育。在万世之师表孔子看来，“施教”就是培养和造就人才，而“从政”则是“施教”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人才的发现和选用。于是每一位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挤上这条通读儒家经典、研究伦理道德，乃至通过推荐或考试博取一官半职的道路上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政德治”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终身的理想。而医家以其独特性成了这条路上栖栖惶惶的一小群，他们似隐似侠，似妖似仙，似失败者又似成功者。在孤独的奋斗之路上，他们有着无尽无休的怨怼……还有什么比医家事业中有更多的圣人与楷模吗？这是所有医生既津津乐道，又诚惶诚恐的。他们确实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区域。医家在社会等级中长期不明不白的地位，令医家既自卑又自负。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当中，他们是很奇特的一群：在原始巫文化时代，医巫不分，他们有着显赫的身份，是博闻强记，聪明、勇敢，有着伟大献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强烈动机的一小群，如尝百草的神农、黄帝等。俟进入史官文化时，三皇五帝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些医巫们沦落为社会庞大国家机器中奔走辛劳的边缘性人物。直到唐代，他们还是“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之类。而君子，显然是指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医者们并不认为自己不是君子，更不认为自己只是做粗活的工匠，可是他们始终都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他们的一技之长带给他们心理上的困境常常令他们自己都难于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