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案

　　与废止中医关系密切的还有药界的“饭碗问题”。故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废止中医药，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
同时，由于中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中医专家南京请愿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宣言对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即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地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
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赴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以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褚民谊之举非常反感。而卫生部长薛笃弼，则作为冯玉祥的心腹，本身对中医存废并无定见。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方面，而对卫生部则暂不理会。这一招果然奏效。
中医科学化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之动荡。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处于风头浪尖上的薛笃弼，自知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的尴尬，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他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这次中医请愿活动之成功，除了中医界团结力争外并造成浩大声势外，显然与国民政府政治派系间的矛盾有一定关联。以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等人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元老派，不仅对汪精卫、褚民谊一派反感，而且对冯玉祥、薛笃弼等地方实力派同样反感；中医界利用其矛盾，依靠政府之元老派力量而攻击主张废止中医之汪派，从而使冯派控制之卫生部屈服。
从表面上看，在这场废止中医案中，中医界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未能实现。
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后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把持之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故又引发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风潮，不绝于耳。